期中選舉能改變川普對台政策嗎？

美國期中選舉將於本（2026）年11月3日舉行，共和黨能否維持參眾兩院多數，將影響川普後半任期的施政條件。對台灣而言，除了將選舉視為下屆總統大選的前哨戰，更值得追問的是：國會版圖改變後，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川普的對台政策？

今年5月川普訪問北京前，民主黨參議員Shaheen、共和黨參議員Tillis等八名跨黨派參議員聯名致函，要求推進約14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然而，峰會後川普表示曾與習近平討論軍售，並將其形容為談判籌碼。到了9月，四名共和黨參議員又致函行政部門，催促推進相關軍售與安全援助。這顯示，對台軍售雖有跨黨派支持，卻未必能轉化為白宮的政策行動。或者可以說，國會有多少人支持台灣，與這些支持能否影響白宮，是兩個不同的問題。選後國會能否發揮更大影響，除了看哪一黨取得多數，也要看議員是否願意運用立法、預算與監督權限，以及能否形成足以推動政策的支持。

美國對台政策的法律基礎，本身就反映國會的作用。卡特政府宣布與北京建交後，向國會提出法案，處理與台灣斷交後的非官方關係。國會認為原案對台灣安全保障不足，加入多項安全條款，包括將以非和平方式決定台灣前途視為美國嚴重關切之事，以及提供台灣防禦性武器。兩院協商後的法案，以眾院339票對50票、參院85票對4票通過，卡特於1979年4月簽署。《台灣關係法》的核心安全規定，正是國會修改行政部門原案的重要成果。國會不只監督政策，也能建立後續政府必須面對的法律框架。例如，時至2022年，國會通過《台灣增強韌性法》，要求國務卿與國防部長協調，建立預先核可、優先對台出售的軍備清單。每年審議國防授權法，也讓國會有持續調整對台安全合作的管道。但條文能否落實，仍取決於行政執行與資源投入。

國會能否限制總統外交，除了看黨派席次，也要看政策分歧與制度權限。1999年，共和黨主導的參議院以48票贊成、51票反對，未同意批准民主黨總統柯林頓簽署的《全面禁止核試爆條約》。總統可以談判、簽署條約，卻仍須取得參議院同意，才能完成批准程序。但即使總統與國會多數同屬一黨，也可能出現政策分歧。2017年，共和黨控制的國會，以眾院419票對3票、參院98票對2票，通過《以制裁反制美國敵人法》（CAATSA），將部分對俄制裁納入法律，要求行政部門解除或豁免特定制裁前，向國會報告、接受審查。川普雖批評法案侵害總統權限，仍簽署成法。

不過，國會多數支持，也未必足以改變政策。2019年，國會通過葉門戰爭決議，要求撤出未獲授權、參與當地敵對行動的美軍。川普否決後，參議院雖有53票支持推翻否決、45票反對，仍未達三分之二門檻，決議未能成為法律。

美國政治學者Richard Neustadt以「分立機關分享權力」理解這種體制。總統與國會各有權力來源，許多政策卻須彼此配合。議員有各自的選區與立場，即使與總統同黨，也不必然接受白宮要求。期中選舉改變的，正是這套協商的條件。

1995至1996年台海危機，則顯示國會影響力也隨決策性質而變。1995年，柯林頓政府原本反對李登輝赴美訪問康乃爾大學，國會以壓倒性支持的決議施壓，提高行政部門繼續拒絕的政治成本，成為核發簽證的重要推力。到了1996年，北京試射飛彈、舉行軍演，美國面對的問題轉為如何部署兵力、嚇阻北京，同時避免衝突升高。國會支持行政部門回應北京的軍事壓力，但具體軍事選項，主要由外交、國防與情報機構提出評估，經核心國安團隊整合、總統裁決。國會仍能提供政治支持與施加壓力，但對即時兵力部署的直接影響，其作用則屬有限。

這項比較提醒我們，不能籠統判斷國會對台政策的影響力，我們或許可以區分軍售、政策承諾與危機支持等不同層次來觀察。

首先是軍售。從行政審查、知會國會、生產、交付到形成戰力，各有不同障礙。尚未核准的案件，應追問政策考量與審查進度；已核准而延遲交付的裝備，則須查明合約、生產與執行安排。兩者也不能簡單分成政治與產能問題。核准前可能涉及庫存評估，交付順序也可能受到政策優先次序影響。國會監督的責任，在於要求行政部門說明問題出在哪裡，以及如何排除。

若民主黨取得眾議院多數，外交、軍事與撥款委員會的領導與議程將改變，要求官員作證、追問政策的力道可能增強。國會雖不能僅憑支持決議，代替行政部門完成軍售程序，但可以提高拖延的政治成本，透過立法增訂報告要求、期限或提供資源。若共和黨保住多數，則須觀察同黨議員是否願意運用這些工具要求白宮回應。

其次是政策承諾。雷根政府於1982年向台灣提出六項保證，包括未同意設定停止對台軍售的期限、未同意就對台軍售事先與北京磋商，以及未同意修改《台灣關係法》等。行政部門重申政策沒有改變，不代表執行速度、優先順序與資源投入完全不變。若白宮將軍售納入對北京的談判，國會可以要求說明，這種做法如何符合既有承諾，以及台灣防衛需求如何受到保障。

前述CAATSA一案顯示，國會可以增加行政部門調整政策時必須履行的程序。共和黨參議員Curtis與民主黨參議員Merkley於2025年11月提出的《六項保證對台法》草案，就採取類似思路，眾議院也有對應版本。依參院提出版本，總統在暫停或終止對台提供防禦性武器、與北京談判對台軍售等特定行動前，須通知國會並說明理由。審查期原則上為30天，特定夏季期間則延長為60天。在此期間，除非批准相關行動的聯合決議成為法律，行政部門不得執行該行動。

這套設計即使成為法律，也不保證國會能阻擋總統，因為反對相關行動的聯合決議仍可能遭否決。但通知、說明理由與等待審查的義務，可以讓國會在政策執行前介入，爭取協商與調整的機會。

第三是危機時的安全支持。國會友台表態，並不等同於美國必然出兵的保證。六項保證並非共同防禦承諾，《台灣關係法》也未規定台灣遭受攻擊時美軍自動參戰。美國如何回應，仍涉及府會依憲政程序作成決策，以及危機形式、軍事風險、可用兵力與盟友配合。即時部署主要由行政部門主導，但國會對平時軍事援助與備戰的投入，以及危機延續後的資源支持，都可能影響總統的選擇空間。協助台灣自衛、提供情報與物資，以及直接軍事介入，也涉及不同程度的承諾與風險。

期中選舉可能改變川普對台政策的部分內容與執行方式，但不保證改變其整體方向。其關鍵在於選後國會能否形成足夠的跨黨支持，將政策主張轉化為白宮必須遵守的法律與預算條件。因此，台灣除了觀察友台議員是否連任，也須追蹤委員會議程、對台條款的預算支持，以及相關立法能否推進。9月聯署的共和黨參議員中，McConnell、Cornyn與Tillis將於本屆任期結束後離任，既有跨黨合作能否延續，也值得留意。這些支持最終能否促成軍售進展、援助執行與政策調整，才是判斷選舉如何影響美國對台承諾的具體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