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電延役　政府不該以舊規則面對新風險

當台電近日正式遞交「核三再運轉計畫」至核安會審查，公共討論迅速回到熟悉對立：供電壓力與安全疑慮。然而，真正應該被正面回答的問題是—這項決策究竟建立在什麼樣的制度基礎上？又是由誰負責？

延役從來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政治與法律選擇。依照現行制度，新建電廠必須接受完整環境影響評估，從設計到事故風險全面檢視；但對於運轉數十年的核電機組，卻可能透過延役機制，在未經同等審查的情況下繼續運作。這樣的制度安排，等於允許政府以「舊規則」面對「新風險」。

問題在於，這個選擇是誰做的？當安全標準隨時間提高，制度是否同步更新？還是透過延役機制，讓過去的審查門檻繼續適用於當下？如果今天要新建一座核電廠，是否可能在沒有更嚴格審查的情況下通過？若答案是否定的，那麼為何老舊電廠可以例外？這不只是技術判斷，而是責任分配。

國際案例已經提供清楚對照。以美國密西根州的Palisades核電廠為例，該廠原已除役，後續在聯邦與州政府支持下評估重啟。然而，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NRC)要求其重新提交完整安全審查，包括環評報告、設備老化、材料劣化與事故風險評估，並須經公開程序與專業審議。換言之，即使是延役或重啟，也必須回到接近「新建審查」的嚴格標準，而非沿用既有許可。

這正突顯一項關鍵制度差異：延役究竟是「既有權利的延續」，還是「新風險條件下的重新授權」？若將延役視為前者，審查自然趨於寬鬆；若視為後者，則必須重新檢視所有風險條件，包括設備老化、極端氣候與外部威脅。在氣候變遷與地緣風險同步升高的當下，後者顯然更符合現代風險治理原則。

回到台灣，問題正出在這裡。當行政部門以能源安全為理由推動延役，卻未同步提出符合當代標準的審查制度，實際上就是在制度層面做出一項關鍵決定：在供電壓力之下，可以接受較高的不確定風險。但這樣的風險分配，是否經過充分揭露？是否有明確的責任歸屬？

更關鍵的是，立法與監督機制是否跟上。延役所面對的，早已不是原始設計時的風險條件。設備老化、極端氣候、區域安全環境變化，都在重塑核電風險輪廓。如果法規仍停留在過去標準，而延役卻持續推進，那麼制度落差本身，就是最大的風險來源。

因此，如果政府認為延役有其必要，那麼真正應該提出的，不是技術可行性說明，而是一套經得起檢驗的制度設計：是否需要等同新建電廠的安全審查？是否納入獨立監督與公開程序？是否明確界定事故責任與長期成本？否則，「延役」將不只是能源政策工具，而是一次在程序上降低門檻的政治決定。

能源政策可以有不同選擇，但責任不能模糊。當政府選擇讓老舊核電廠在較低標準下繼續運作，它不只是進行能源配置，更是在替風險背書。這個背書，應該被清楚說明、被制度檢驗，也應該能被追究。否則，「延役」兩個字，終將只是用來包裝風險的技術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