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倫敦跨年煙火看起來更「高級」——從市長選舉談台北跨年節慶的重新想像

每年跨年夜，台北101的煙火都是台灣最受矚目的城市景觀之一。數十萬人聚集在信義區，電視與網路直播將這座城市帶入無數家庭，台北也因此成為亞洲迎接新年的重要城市地標。2026年跨年活動吸引約20萬人參與，台北101施放六分鐘煙火，韓國女團KARA等藝人登台演出。從現場人潮、藝人陣容到活動規模，台北已經建立起具有高度辨識度的跨年品牌。

然而，當我們把台北與倫敦的跨年煙火放在一起比較，會發現兩座城市呈現出不同的文化策略。台北著重現場氣氛與娛樂體驗，倫敦則透過電視製作，將煙火、城市景觀、歷史符號與社會價值組織成一場完整的城市敘事。

2025年12月31日，我親身參與倫敦跨年活動，在泰晤士河畔觀看煙火。現場的震撼感毋庸置疑，但更值得研究的，是BBC播出和YouTube上傳播的版本。鏡頭並不只是記錄煙火綻放，而是不斷引導觀眾聽見大笨鐘的鐘聲、看見泰晤士河和倫敦眼，以及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如何共同迎接新年。

煙火中的旁白尤其值得注意。它沒有使用宏大的國家宣傳語言，而是從一杯英國茶、加勒比海理髮師、不同宗教背景的鄰居，到足球與日常生活，逐步描繪英國社會的多元面貌。它講述的不是一個抽象的英國，而是普通人生活中的英國。這場煙火因此超越了視覺表演，更像一部濃縮的城市形象短片。

這種傳播效果也反映在網路數據上。BBC發布的《Happy New Year Live! London Fireworks 2026》完整影片，在YouTube上線後持續獲得觀看。截至2026年11月2日，播放量已超過273萬次。對於一段約13分鐘的跨年節目而言，這顯示出活動在現場之外仍具有持續的內容傳播價值。反觀台北，跨年煙火在YouTube上的傳播顯得相當零散，相關影像分布於不同頻道，缺乏具有代表性的官方完整版本，單支影片的播放量更與倫敦BBC版本相去甚遠。煙火同樣璀璨，但在如何將現場盛況轉化為具有持續傳播力的城市內容方面，台北顯然還有值得檢討的空間。

這正是台北值得思考的第一個問題：跨年煙火究竟只是為現場觀眾設計，還是也應該為全球觀眾設計？

台北101已經是國際辨識度極高的建築地標，但城市形象不能永遠停留在一棟摩天大樓。當海外觀眾透過直播觀看台北跨年，除了看到101與煙火，他們還能認識多少台北？能否理解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文化性格、歷史記憶與社會價值？

這不只是宣傳技巧的問題，而是城市文化政策的一部分。

台北跨年晚會長期以藝人演出、舞台娛樂與煙火表演為主要內容。這種模式有其市場優勢，也充分發揮了台灣流行文化的影響力。但如果希望進一步提升國際傳播能力，就需要在既有娛樂品牌之外，建立更完整的城市敘事。

倫敦BBC轉播值得借鑑的地方，並不只是煙火技術，而是鏡頭語言與內容編排。什麼時候呈現城市全景，什麼時候切換觀眾反應，什麼時候讓音樂與畫面留白，什麼時候把鏡頭交給城市中的普通人，都構成一套完整的視覺敘事。

台北也可以發展自己的跨年影像語言。除了101，還可以將大稻埕、艋舺、城南、信義區等不同城市景觀納入影像敘事，讓歷史街區、現代建築與市民生活共同構成台北的城市肖像。

更重要的是，台北需要建立自己的聲音。夜市、早餐店、捷運、巷弄、廟宇、書店、機車文化，以及不同世代在同一座城市生活的經驗，都可以成為城市故事的素材。與其透過旁白反覆告訴世界台北是一座自由、多元、充滿活力的城市，不如讓觀眾從真實生活中感受到這些特質。

城市最有說服力的宣傳，不是不斷介紹自己，而是讓別人看見自己。

跨年煙火是一年之中少數能夠集中吸引全球注意力的城市活動。台北不應只把國際傳播視為活動結束後的宣傳工作，而應在策劃初期就納入整體製作。

市府可以考慮建立專業的國際轉播機制，針對不同平台製作完整直播、英文版本、短影音與城市故事影片，並與國際媒體及海外觀光機構合作。活動結束後，還應持續追蹤海外觀看數據、社群媒體討論、旅遊搜尋趨勢與實際觀光轉化，而不只是統計現場參與人數。

這也意味著，台北需要重新思考跨年活動的評估標準。除了現場人潮、收視率與社群媒體觸及，還應納入國際媒體報導、海外觀眾認知、觀光轉化，以及文化內容的長期傳播價值。

尤其值得思考的是，跨年煙火能否成為台北年度國際傳播計畫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每年都能圍繞一個城市主題進行內容策劃，持續累積影像、音樂與文化素材，台北就能逐漸形成具有辨識度的年度文化品牌，而不必每年從藝人陣容和舞台設計重新開始。

另一個值得討論的方向，是將跨年活動從單一夜晚延伸為冬季公共文化計畫。

倫敦的跨年並不只發生在午夜。海德公園的冬日嘉年華（Winter Wonderland）、泰晤士河煙火、1月1日的新年大遊行，以及博物館在節慶期間舉辦的特別活動，共同構成一段連續的城市文化體驗。

台北同樣具備發展這種模式的條件。十二月可以結合燈光藝術、街區文化、音樂與設計活動；跨年夜以101煙火作為高潮；元旦則串聯博物館、藝文場館、歷史街區與公共空間，讓市民與遊客在新年的第一天繼續參與城市生活。

更進一步，台北甚至可以考慮舉辦具有東亞特色的國際新年大遊行，邀請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及其他亞洲地區的表演團體、藝術家與文化機構參與，將傳統舞蹈、民俗表演、當代藝術、音樂與街頭文化融入城市巡遊。它既可以借鑑倫敦新年大遊行的公共參與形式，也應發展出屬於東亞自身的文化表達。

如果能夠持續舉辦，這場遊行便不只是跨年晚會的延伸，而有機會成為台北每年元旦的重要文化品牌，讓台北從一座舉辦跨年煙火的城市，進一步成為亞洲迎接新年的文化交流平台。

這不只是延長遊客停留時間，更重要的是讓公共文化資源走進市民日常。跨年不必只是一個消費與娛樂的夜晚，也可以成為市民重新認識城市、參與公共文化的契機。

每年投入大量預算舉辦跨年活動，市府還應思考如何留下可持續使用的文化成果，包括年度影像檔案、原創音樂、視覺識別、攝影紀錄，以及與在地藝術家合作的公共藝術內容。十年之後，台北應該擁有的不只是十場煙火，而是一套能夠呈現城市變遷的文化檔案。

2026年台北市長選舉，交通、住宅、都市更新、教育、社會福利、產業發展與城市安全，都是市民關心的重要議題。但一座國際城市的治理能力，不應只以硬體建設和行政效率衡量。

文化政策同樣關係城市競爭力：如何吸引國際旅客，如何支持創意產業，如何讓歷史與當代生活產生連結，以及如何透過文化活動建立城市的國際辨識度。

跨年煙火正好是一個具體的政策考題。台北市長候選人談論城市發展時，除了交通、產業、都市更新與觀光建設，也應該進一步思考文化如何成為城市長期競爭力的一部分。台北希望向世界呈現怎樣的城市形象？如何將跨年活動發展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城市文化品牌？又如何透過公共文化投資，持續帶動創意產業、國際交流與觀光發展？這些問題值得成為城市治理與文化政策討論的一部分。

這也考驗候選人對城市文化治理的理解。跨年活動涉及文化、觀光、交通、公共安全、媒體傳播與民間創意產業，不能只由單一部門以年度活動的方式處理。市府需要建立跨部門協作機制，並讓文化機構、藝術家、媒體與社區共同參與。

台北並不需要複製倫敦。倫敦有大笨鐘、泰晤士河與BBC的公共媒體傳統；台北有101、華語流行文化、豐富的街區生活，以及獨特的城市文化景觀。兩座城市的歷史與社會條件不同，真正值得借鑑的，是如何把城市自身的資源組織成具有持續影響力的文化表達。

所謂跨年煙火的「高級感」，並不取決於煙火數量、施放時間或舞台規模，而在於一座城市是否懂得將歷史、空間、人物、音樂、媒體與公共價值整合起來。

一場成功的煙火，可以讓人記住一個晚上；一套成熟的城市文化策略，才能讓人記住一座城市。

台北101已經讓世界看見台北。下一步，是讓世界透過台北101，看見101之外的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