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健正/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退休教授、台灣產業科技推動協會副理事長
北宜高鐵與「直鐵」路線之爭,表面上是造價之爭,實際上是一場「時代選擇」的辯論:決定政策走向的,不該只是造價高低,而是綜合效益與長遠眼光。台北市區鐵路地下化正是前車之鑑——1968年政府為省經費決定「高架化」,並已向亞銀貸款,卻在動工前夕喊停,改興建陸橋過渡;直到1981年才拍板改採地下化,1983年動工,歷經四階段、近三十年接力施工,2011年全部完工,總經費約1,200億元。如今雙子星大樓即將落成,距1983年動工已滿43年,這段跨越近半世紀的決策史,值得在北宜路線選擇時回頭參考。
高架化在動工前夕喊停
台北市區鐵路高架化的構想最早見於1968年台灣省政府首長會議(第135次),行政院會當時已「原則通過」,儘管仍有技術問題待克服。1969年,政府成立「台北鐵路高架工程協調指導小組」,正式決議向亞洲開發銀行申請貸款,並委託國外顧問公司來台評估,鐵路局也隨即成立「鐵路高架工程處」作為執行機構。
到了1970年,亞銀貸款合約已經談成,高架化工程眼看即將啟動。然而政策卻在同年急轉直下,4月23日行政院第1168次會議指示,亞銀貸款案必須「暫緩」;緊接著第1190次會議更直接宣告高架化已無法推動,改以興建陸橋(如1971年通車的光華橋)作為過渡措施。
根據交通部鐵路改建局的文獻,當時政策轉向的關鍵是「國防考量」,高架化的鐵道結構一旦遭破壞,恐影響戰時運輸調度。不過前台鐵局長杜微對此說法提出質疑,若敵方真要癱瘓鐵路系統,戰略目標理應是負責列車調度與後勤的「調車場」,而非台北車站本身。這段爭議至今未有定論,但也說明重大交通建設的路線選擇,往往牽涉的不只是工程與經費,還有難以量化的政策風險判斷。
高架化喊停後,台北市東西區走上了不同的路。東區都市計畫路幅較寬,得以陸續興建陸橋、地下道與鐵路形成立體交叉(如復興橋、復旦橋、正氣橋、西園橋等);西區尤其中華路沿線路幅狹窄、建物密集,難以比照辦理,這也成為日後全面推動地下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高架喊停到地下化拍板
高架化胎死腹中之後,政府直到1973年台灣鐵路西部幹線電氣化計畫簡報中,才正式提出將台北市區鐵路「移入地下」的構想,並委託美國顧問公司來台評估。1974年顧問公司完成報告,但完整規劃(涵蓋全區範圍、捷運銜接、財務評估等)遲至1981年才在台灣省政府委員會議中拍板,1983年正式動工。
從1968年首度提出高架化構想,到1983年地下化真正動工,中間走了整整15年;而若從1983年動工算起,到今天已是43個年頭。這段時間跨度,本身就足以說明重大軌道建設的路線抉擇,一旦定案便牽動數十年的城市發展節奏,不容輕率取捨。
地下化造就今日台北車站
台北鐵路地下化並非一次到位,而是分成四個階段、以「拼貼式」工法接力完成:第一階段為台北車站地下化,工程範圍從萬華站以北一路延伸至華山,施工期間為1983年至1989年;第二階段為松山專案,緊接著將華山至松山車站路段地下化,施工期間為1989年至1994年;第三階段為萬板專案,工程跨度最大,範圍從萬華以北延伸至板橋以南,施工期間為1992年至2002年;第四階段為南港專案,包含松山至南港的地下化、汐科至百福的高架化,以及五堵、七堵車場的新建,施工期間為1998年至2006年,並於2011年全部完工。
這種分段推進的模式,也讓調車場、機務段等後勤設施陷入「被工程追著跑」的窘境:原本位於華山的台北機務段及調車場被迫拆分,南下車次單位先遷南港,再移至七堵;北上及東部車次單位先遷板橋,再移至樹林。這種反覆遷移不僅耗時費力,更付出了可觀的工程與營運成本,被前台鐵董事長形容為「傷本」之舉,也再次印證路線與工法一旦分階段變更,隱藏成本往往遠高於帳面數字。
地下化真正的綜合效益
台北地下車站最初僅為台鐵單獨營運設計,空間與動線相對寬闊。但隨著高鐵、捷運藍線與紅線、機場捷運線陸續「擠入」這個既有的地下空間,車站的複雜度大幅提升,這也顯示,若能在規劃初期就將多鐵共構納入整體設計,將比事後疊加更有效率。
與此同時,台北車站的商業轉型同樣值得關注。2007年微風集團進駐二樓打造美食廣場,誠品、東森集團陸續接手地下街經營,車站從單純的過境空間,翻轉為結合交通、購物與餐飲的複合式生活場域。目前興建中的「雙子星大樓」更被視為台北車站區域走向國際化、空間一體化的重要里程碑,將商務、住宿與休閒娛樂整合於同一棟建築,並與機場捷運銜接,為台北西區與後站商圈注入新動能。
換言之,地下化帶來的效益從來不只是「鐵路不再平面穿越市區」,而是釋放了地面與地下龐大的土地開發潛力,這正是高架化或陸橋立體交叉方案幾乎不可能達成的綜合效果。
傳統鐵路已非解方
回顧這段歷史,若當年政府真為節省經費而堅持高架化,今天的台鐵從華翠橋進入台北市後,恐怕會沿著艋舺大道、中華路、市民大道一路高架抵達南港,不僅嚴重破壞市容,更難以創造出三鐵共構、場站開發帶動區域復甦的綜合效益。這正說明,若當年的決策只看造價,今天台北車站周邊的都市發展格局將完全不同。
放回北宜之爭來看,道理其實相通,只是時空背景更進一步。半世紀前,台北市區面對的是「高架」與「地下化」兩種同屬傳統鐵路系統的路線選擇;而今天的北宜之爭,面對的則是運具本身的世代轉換,傳統窄軌鐵路的技術架構、路權模式與運能上限,是為上個世紀的運輸需求而生。放眼全球,無論是東京、首爾、巴黎或倫敦,解決都會區與城際運輸的主流方案,不是深入市區、高運能高頻次的捷運系統,就是速度快、能有效帶動沿線區域發展的高速鐵路;傳統鐵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早已隨著時代讓位。北宜之間若要興建新的軌道系統,選擇高鐵並規劃完整的轉乘措施,才是與國際主流同步、面向下個世代的方向。
北宜直鐵爭議的鑑往知來
台北市區鐵路地下化從1968年構想萌芽,到1983年動工,再到今天雙子星大樓即將落成,前後跨越近60年、單是地下化施工及場站開發接力就是43年。這段歷程提醒我們,路線與工法的選擇,不能只計算眼前的工程經費與施工年限,更應該將沿線城鎮未來數十年的土地開發、多鐵共構與都市發展潛力,一併納入決策考量。
北宜鐵路之爭亦然。真正該問的問題不是「高架比較貴,還是直鐵比較貴」,而是究竟要延續一套已屆百年的窄軌鐵路架構,還是順應時代,選擇高鐵這類真正面向未來的軌道系統。今天的選擇往往要用下一個世代的時間來承擔,這正是台北鐵路地下化用43年歲月換來的寶貴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