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專欄：相隔半個世紀　中國推出新三線建設的戰略思維

最近，一個只有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才熟悉的詞「三線建設」突然重回海外中國觀察圈，原因是日本智庫如笹川和平基金會等近期引述國際及實地研究學者、俄羅斯權威中國問題專家卡申 Vasily Kashin 等人的見解，對中國近年來加速推進的產業內遷與中西部發展進行了深度剖析，並將其定性為「新三線建設」。不過，如果瞭解中國輿論動態，就明白自2024年中共二十大三屆全會之後，這個詞就經常出現在較高級別的黨媒如人民論壇上 。

2022年開始的俄烏戰爭陷入長期的消耗戰、拉鋸戰，這一態勢讓中國高層深刻意識到，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外部地緣衝突、極限施壓乃至極端戰爭環境的風險隨時可能發生。鑒於俄羅斯在戰爭中出現的供應鏈中斷、西方對俄的極限金融制裁（踢出SWIFT系統），中共在2023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正式提出要「優化重大生產力佈局，加強國家戰略腹地建設」，並在二十大三中全會中進一步將其確立為國家級戰略體制機制改革事項，其目的就在於為國家構建一道「防風險、防衝突、確保現代化進程不被打斷」的戰略大縱深， 這就是2024至2026年間，中國官媒密集提出「國家戰略腹地建設」的背景。《人民論壇》等將其與毛時代的「三線建設」聯在一起，稱為「新三線建設」，認為「新三線建設」在保障國家安全和拓展戰略縱深的理念上承襲了毛時代「舊三線建設」的基因，只是兩者在時代背景、建設目的、企業選址、產業結構、運作機制以及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上有著本質的不同。

20世紀60年代初是美蘇爭霸的冷戰時期，中蘇交惡後中國面臨前蘇聯帶來的軍事安全威脅。根據中國各地區戰略位置的不同，毛及其核心班底將全國分為一、二、三線。其中三線地區主要是版圖腹地的多山地區，空間布點原則是「靠山、分散、隱蔽甚至進洞」（簡稱「山、散、洞」），意在利用地理縱深和山地地貌增強對抗狀態下的軍事生產和生存能力。

從60年代初提出三線建設開始，中共用了3個五年計劃來落實這一計畫。共涵蓋13個省、自治區，共投入2,050餘億元資金，幾百萬人力，安排了數千個建設項目。後來隨著中美關係改善，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期間，中國的經濟地理再次出現根本性變化，沿海地區成為發展的前沿。原來的三線企業尤其是軍工企業，少數轉產民用品，稱之為「老虎下山」，指其生產能力與地方國家、民營相比較，是老虎般的存在。但由於經營理念陳舊，只有少數轉產成功，多數在朱鎔基1990年代「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中破產、兼併，被內部人買走。

如今中國官媒回顧這場耗資巨大的毛版三線建設，為其做的定位是：始於1964年的一場以國防戰備為中心、在中西部地區（大三線）開展的大規模基礎設施與工業遷移運動，主要涵蓋西南（四川、貴州、雲南）和西北（陝西、甘肅、青海等）等13個省、自治區。留下了諸如成昆鐵路、攀枝花鋼鐵基地、重慶816地下核工程等大批國之重器，徹底改變了內地工業落後的面貌，為後來的西部大開發奠定了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

兩次三線建設都是中國當代經濟史上規模空前的重大戰略佈局，決策相隔60年，其相同點非常明確，均是國際局勢緊張的情況下的戰備需要：舊三線建設是冷戰時期中蘇對抗下的戰備需要；新三線建設則是中美關係再度惡化下的產物，兼顧「戰時生存」與「平時發展」的戰略產業備份。但這60年間國際政治天翻地覆，科技進步非常神速，也因此，新舊三線建設的不同之處頗多，從戰略目標到佈局及驅動方式都不相同。

舊三線建設純粹以戰備為唯一導向。當時毛澤東判斷「世界大戰不可避免」，認為沿海集中了中國絕大部分的重工業，極易在戰爭初期基本淪陷或被消滅，因此必須「縮短戰線」，拉大戰略縱深。一旦東部沿海被敵方摧毀或佔領時，中西部能作為一個獨立的工業和軍事基地繼續支撐對敵作戰。因此，舊三線建設以傳統重工業和軍工為主，如鋼鐵、基礎機械、常規武器、煤炭和水利樞紐。

新三線建設強調供應鏈安全與「關鍵產業備份」。東南沿海被定位為經濟引擎，也是敵方想摧毀的首要目標。內地的戰略腹地建設，是為了給東南沿海這一「經濟引擎」建立安全的備份保障和資源後盾，目的不僅是應對潛在的極端軍事衝突，更是為了防範地緣政治博弈下美國對中國採取「卡脖子」技術封鎖、金融制裁和貿易禁運。以備美國一旦採取經濟制裁，中國經濟能夠正常運作。新三線建設聚焦於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和高端製造業。主要包括電子資訊、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太、人工智慧、大資料計算（如「東數西算」工程）以及關鍵零元件的國產化替代，均是現代化產業鏈中的高附加值環節。

舊三線建設極端強調「靠山、分散、隱蔽」，許多機械廠和軍工廠甚至建在人跡罕至的深山峽谷或開鑿在山洞裡，交通極不方便。這種做法違背了製造業的物流原則，導致後來大批企業由於交通不便、配套脫節而不得不進行慘痛的搬遷和「軍轉民」改制。

新三線遵循現代產業集群規律，新選址極為看重物流效率、基礎設施、人才配套以及產業鏈的上下游協同。產業主要引導流向中西部的國家級新區、省級工業園區以及中心城市腹地如成渝雙城經濟圈、貴州大資料基地等，這些地方的基礎設施相當完備。

舊三線建設發生於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完全依靠中共的「一元化領導」推進，通過行政命令採取物理上的硬切斷與整體搬遷，是典型的行政抽血。國家不計經濟成本，將超過40%的基本建設投資砸向中西部，沿海的工廠、設備、整建制的科研所和高校（如交大西遷）被直接剝離並安置在深山「靠山、分散、隱蔽」的落後地區，極大犧牲了東南沿海自身的城市化與經濟發展速度。

新三線建設發生于行政干預下的市場經濟體制時期，採用「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的產業梯度轉移機制。在東南沿海土地、勞動力成本飽和，產業自然產生向內陸轉移的視窗期，中央政府通過算「經濟賬」和「效益賬」進行宏觀引導，用政策承接沿海的資本與技術溢出。但具體的企業搬遷、投資和擴建則主要依靠企業基於市場成本，例如中西部更低的土地、電力、勞動力成本和自身戰略利益做出選擇，不排除有政府誘導勸說的成分。

毛時代的中國基礎設施極為落後，毛在文革時對當時高層官員提出建設困難的批語中有一句名言「三線建設要抓緊，要把劉鄧耽誤的三年時間搶回來」（指1964年之後劉少奇、鄧小平落實不力），「沒有路，騎毛驢去」（指人跡罕至之處沒有運輸通道），為此在1970年代發動中國中西部省份的數省勞力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修建湘黔、枝柳鐵路（本人在15歲時作為知青被徵召）。時過50多年，中國的基礎設施完全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新一輪戰略備份是在現代化條件下進行的。認識這一點，對判斷中國局勢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