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國誠專欄：中國《民族團結法》的假性敘事與病理診斷

說謊成性與與詭辯一堆，是我對中共政權本質的病理診斷。中國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既是一套擬真式的假性敘事，更是一部變態極權的偽裝表演，一幅末期病變的鏡像反照。

這部法律，是一部標準的「民族迫害法」，表面「團結」，實則「滅絕」。

該法在「序言」中大篇幅建構所謂「歷史」，宣稱：「中國各族人民始終堅持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大一統信念……凝聚成血脈相融……的命運共同體」。這套「大一統」敘事，正是「定於一尊的封建意識」，刻意扭曲西藏、新疆、蒙古等邊疆地區，在歷史上擁有高度獨特的語言、文化與政治實體，強行將「漢族/黨帝國」的擴張史，簡化為「自古以來萬眾一心」的自願結合。實際上，中共對邊疆民族全都是「武力奪取」和「高壓馴服」，至今甚至利用現代高科技實施「緊迫監管」，從來不存在中共編造的「命運共同體意識」。這種「假性敘事」的本質就是：抹除差異、消滅非共。

該法宣稱要「維護、鞏固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係」，但卻規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通話與規範漢字)在學校教學、政府事務中為基本用語。這裡所謂「基本用語」意指其他「非漢語」都是「非基本/次要用語」，試圖通過樹立「漢語霸權」實現「民族地位的階級化」。換言之，當法律明確劃定某種語言為「基本用語」，並在教育和公務體系中強制執行時，其他少數民族的母語(如藏語、維吾爾語、蒙古語等)在公共領域的生存空間便遭到實質壓縮。

依據這項法律，少數民族若想在體制內獲得階級流動或政治參與，必須完全依附於「通用語言」，這就使得本土語言失去「社會功能性」，退縮為家庭內部的「次要用語」。簡言之，不使用「漢語」就等於於被「褫奪公權終生」。

這種語言政策在無形中建立了一種「文化權力高低差」─漢文化與普通話象徵進步、現代與主流，少數民族語言則被貼上邊緣、末流的標籤，需要被改造和壓制的對象。久而久之，少數民族的語言認同將被消磨殆盡。

中國有50個少數民族語言和30個省籍方言，豈不都被「漢語」這一單一語言所吞噬？實際上，「通用語言」另有圖謀，獨尊漢語只是「一黨專政」的病態轉譯，就是透過語言統一實現一黨專制。

果不其然，法律明確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監護人應當教育引導未成年人「熱愛中國共產黨」。這就是「強制性黨化教育」，剝奪未成年人「思想選擇」的自由，在未成年的年齡階段，塑造一種「天然共」，當權中國人都成為黨化順民，共產黨就獲得永續統治。

至於所謂「鑄牢共同體意識」，要求所有社會組織、企業、武裝力量將其作為共同任務。實際上，所謂「共同體意識」不是別的，就是「習近平思想」，就是個人崇拜的極端化，就是習近平「老齡獨裁意識」的法律化。

在失去改革開放以來的「績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之後，中共只能依賴「強制合法性」(Coercive legitimacy)為之添補。這就如同失去健康，改為進補，也意味年老體衰，枴杖助行；在臨床政治學上可以稱為「末期掙扎」或「偏方救命」。

法律規定，推動建立「相互嵌入的式社會結構與社區環境」，鼓勵不同民族混合居住、轉移就業等等。

這是利用一般人聽不懂的社會學專有名詞，來忽悠中國人民。「互嵌」的英文表達式是”Mutual Embedding”，具有「交錯」、「穿插」的意思，用來形容不同族群在地理居住空間、經濟生活上混居、交織的狀態。中共官方使用的「互嵌」一語，英文翻譯為”Interleaving”，「互嵌式社會結構」則譯為”Interleaving social structure”，實際上就是利用「專有名詞」來掩蓋「不良意圖」，對少數民族進行種族稀釋和地理壓縮。。

所謂「互嵌」就是「拆散」，拆解少數民族的群居空間，使少數民族無法形成集體的抗議力量，方便於中共「孤立性打擊」的行動。至於附加規定：「禁止以民族身份、風俗或宗教為由干涉婚姻自由」，目的就是消解少數民族「本族通婚」的習俗，透過法律手段變相鼓勵「通婚漢化」，最終達到血緣清洗和漸進式滅絕。

法律第63條的「境外適用條款」，一般稱為「境外管轄」，不僅違背國內法「在地管轄」的原則，反而將威權觸角伸向全球。

境外組織或個人若發表不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聲援新疆或西藏人權、紀念六四，甚至強調台灣文化主體性等等，都被列為「非統論述」，一律被羅織為「破壞民族團結、製造民族分裂」的罪名。這是一種全球抓捕反共人士的「爪牙法律」，更是「黨國極權」的病態發作。

這部「宇宙惡法」不只是製造「寒蟬效應」，更是逼迫「公開獻忠」，也就是不公開表達熱烈支持中國統一也可能被追責。最近在中共內部出現一個「新名詞」，叫做「靜默台獨」，也就是心中暗自支持台獨，包括使用台灣的慣用語彙，如說「早安」而不說「早上好」，說「影片」而不說「視頻」，說「隨身碟」而不說「U盤」等等，都帶有「台獨分裂意識」，都叫做「忠誠不絕對」，因而列為「絕對不忠誠」的騷擾與打擊對象。這已經不止於「認知戰」，而是全球法律恐怖主義的病毒散播。

這部「假團結、真滅絕」的法律，是中國一份末期病理的診斷書，一部夜裡吹哨的壯膽戲。台灣不必自己嚇自己，只要小心應對，等待其自食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