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是外省人台獨嘛！光這一點就讓她可以在當年的學運、民進黨中佔盡優勢，得到更多支持，甚至後來可以那麼年輕就選上其實薪水不錯的國大代表，都是因為這樣啊！」
這是一位學運時期與鄭麗文熟識的人，對鄭麗文為何當年能在學生圈中竄升出來，所做的直觀分析，也是許多綠營人士對鄭的類似看法。但這個分析的背景中，都有一個名字會被提到，就是鄭麗文的先生駱武昌。
早鄭麗文一年進台大的駱武昌，在鄭1987年入學時，已是政治系二年級的學生，也是大論社的總編輯，原本高中時並沒有參加過政治異議活動的鄭麗文，在迎新活動時就加入了大論社，也認識了駱武昌。
當時的駱武昌，每天都操著一口台語，留著長髮，騎著重機，而外省軍人家庭出身，完全沒有政治歷練的鄭麗文，則是台語都不會說，
根據當時情治人員在「鄭麗文案」專檔中的描述，鄭麗文是雲南景東人，「家庭背景似為單純，父親為退役軍官，但父親對政府之照顧經常批判，母親亦對民進黨有所同情，而她在一家電器公司工作的哥哥，「更認為國民黨是專制政權」。
檔案中描述：民國77年（1988）大論社社長由駱武昌當選，「鄭女在社內一向熱衷參與活動，又逢大論社正值青黃不接瀕臨倒社時期，鄭女立即受到駱某重用，於是兩人經常形影不離，成為大論社中首度傳出兩人有男女之親密關係。」
「駱武昌在校外關係良好，經常帶著鄭女拜訪黨外人士，參與各激進街頭活動，鄭女反政府思想於焉定型。」檔案中提到，鄭與駱都是民進黨新潮流系當時在校園發展的「新青年社」成員，並附有新青年社的完整名冊。
這些敘述，是由調查局安排在大論社學生中的臥底「抓耙仔」所提供，檔案中也有提及這幾位「抓耙仔」背景，並都深獲鄭麗文、駱武昌的信任或賞識，以凸顯情資的可信度。
但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這些情資仍有可能因為被誇張或扭曲，而有所偏差。因此，針對檔案中的一些重點描述，《鏡報》也與當時非常熟識鄭、駱及大論社狀況的人，再做求證。
知情人士向《鏡報》表示，鄭麗文和駱武昌當時的確幾乎是整天「黏在一起」，駱武昌通常就騎著機車載著鄭麗文到處跑，他們也的確是「新青年社」的成員。
這位人士指出，因為鄭、駱兩人個子都蠻高，手長腳長，有時大論社在開會時，「兩人坐在一旁就抱著親熱了起來，像兩隻蜘蛛一樣交纒在一起，大家看久了也見怪不怪，而且也不會有人去跟他們說什麼，因為說了好像顯得觀念不夠『進步』。」
根據這些檔案進行整理，駱武昌在1988年12月接任大論社社長前後，這對學運情侶曾參與「新國家運動」遊行，到處噴寫台獨標語。
1989年4月，發生鄭南榕自焚事件，檔案中記錄鄭、駱兩人「每天一同前往陪伴葉菊蘭，並為鄭某守靈。」
但據《鏡報》詢問與鄭南榕、葉菊蘭家極熟識的相關人士表示，鄭麗文與駱武昌有去鄭南榕的《自由時代》做過些校對之類的工作，但鄭南榕過世時的陪伴甚至守靈，「並沒有什麼印象」。
到了1989年6月，中國天安門學運爆發六四血腥鎮壓，6月7日，在中正紀念堂所舉辦的「全國中學聲援大陸學運」活動中，有包括現任海基會祕書長羅文嘉在內的七位台大學生曾到場聲援，並且現場教唱共產黨的《國際歌》，鄭麗文與駱武昌就是其中兩人（但被註明「在台下」），被情治人員留下記錄，列為專檔。
1990年3月爆發野百合學運，在調查局的檔案中也有「化雨專案」這份專檔，詳細記錄了野百合學運的各項情資細節。但很特別的是，當時在學運圈相當活躍的鄭麗文、駱武昌，在這份檔案中幾乎沒有被提及，只在一份各校名冊中被點名。
據《鏡報》了解，這可能與野百合學運當時，台大學生主要以鄭文燦、范雲等人所在的「大陸社」在帶領有關，鄭麗文、駱武昌的「大論社」走向更為激進、台獨，當時並沒有什麼主導權。
1990年5月8日，鄭麗文在沒有人與她競選的情況下，接下大論社社長，到了暑假，駱武昌畢業，鄭和駱就曾以新青年社成員的身份，一起到美國，參加由台獨聯盟舉辦的「1990年美東台灣人夏令營」，對海外台灣人講野百合學運的事。
不過，駱武昌畢業後，只剩鄭麗文獨撐大論社，她的學運動能似乎也跟著消退了。根據檔案，當年12月與隔年1月，鄭麗文都曾在社辦公室提到，因為社團青黃不接，在她畢業後可能接替無人，不易繼續推動台獨，而到了1991年4月，她就交棒給下一任社長。鄭麗文後來從政，由綠轉藍，駱武昌就大多都隱身幕後，不再像大學時一樣，總以革命伴侶現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