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中華文明」？「一中兩國」的歷史預設與政治風險

羅世宏教授提出「一中兩國」的思想實驗，將「中國」界定為文明與文化概念，主張ROC與PRC是同一文明之下的兩個平等政治實體。林韋地醫師隨後於《鏡報論壇》提出批評，兩人的論辯逐漸集中在「天下」與「萬國」、「中華文明認同」與「華文認同」，以及文化認同與政治正統性的關係。

羅世宏最初徂歐盟經驗設想兩岸共享外交與國防的可能性，隨後承認歐盟類比的侷限，轉而援引冷戰時期兩德「非整合性共存」的經驗。兩種安排對主權分享與政治整合的要求顯著不同，但羅世宏始終保留「一個中華文明」的共同框架，他無非是希望臺灣藉此參與「中國」意涵的界定。然而，制度安排可以調整，為何「一中」仍是不可或缺的起點？這項文明預設如何形成，又可能對臺灣的政治地位產生什麼影響？

林韋地偏好使用「華文文明」，理由是這套文化傳統「包括但不限於東亞大陸」。他以儒、釋、道、歷史、文學及海外華人經驗，說明文化身分可以跨越國界，並強調個人選擇認同的自由。然而，「華文文明」究竟以書寫文字、思想信仰、文化實踐，還是族群自我認同為判準，仍有待界定。共享漢字與儒家典籍的人群，未必具有相同的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香港與臺灣社會的不同歷史經驗，便提供了值得思考的例子。

羅世宏的「中華文明」面臨更深一層的問題。當他將ROC與PRC界定為同一文明下的兩個政治實體，便預設兩國共享一個先於當代政治分立而存在的文明共同體。「中華文明」在此取得了近乎先驗的地位，其歷史形成與成員邊界尚未獲得說明，卻已成為政治制度設計的前提。

政治社會學者Rogers Brubaker曾批判將族群與國族視為邊界明確、內部凝聚且持續存在的實體，忽略群體認同如何在歷史、社會分類與政治動員中形成。這種對「群體主義」（groupism）的批評，同樣可以檢驗羅世宏所稱的中華文明，究竟依據什麼標準確認其成員？如果以漢字、儒學或共同文化傳承為判準，文明的範圍便可能延伸至日本、韓國及東南亞華文社群；如果以近現代中國的政治歷史及疆域為判準，文明的成員資格便已受到現代國家概念的限定。為何中華文明的政治成員恰好是ROC與PRC？

這裡存在循環論證的疑慮。羅世宏先將兩岸界定為同一文明的成員，再以文明共同性說明兩岸應具有特殊政治關係。即使承認共同的文字、信仰與歷史記憶，這些文化連結如何產生共同外交、國防或其他特殊政治義務，仍然需要獨立論證。

從臺灣史出發，這項文明預設更值得檢驗。1990年，還未獲選為中研院院士的曹永和教授在〈「臺灣島史」概念——臺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這篇論文中，從臺灣與外部世界的互動出發，理解不同時代人群的歷史。臺灣因此被置於東亞海洋文明交流、國際貿易、人口移動與政權更替的脈絡下。因此，原住民族的歷史文化、荷蘭與西班牙殖民活動、鄭氏政權、明清帝國移民、清帝國統治、日殖、戰後國民黨政權殖臺，以及隨後的民主化，共同構成今日臺灣的歷史經驗與記憶。其後越南、菲律賓及羅念茲在茲、擔憂其被標籤化的中配，也持續改變臺灣社會的組成與面貌，

羅世宏需要回答，臺灣與中國的歷史文化連結，為何應優先於臺灣與其它區域、族群及文化傳統的關係，成為當代兩岸政治關係的共同基礎？尤其在臺灣已經形成具有人民民主授權的政治共同體之後，「中華」歷史文化連結究竟決定政治共同體的屬性上有多大的效力？當然，這個問題不應是羅專屬的問題，龍應台、廖咸浩、楊渡等重視中華文化傳承的公共知識分子而言，這仍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這個問題還涉及文明概念進入現實政治之後的影響。當中華文明被賦予超越當代國界的共同體地位，它的歷史邊界與政治意涵，便可能成為不同政治行動者爭奪的對象。羅世宏希望藉此重新界定「一中」；然而，中國官方早已建立另一套關於中華文明、民族共同體與國家統一的完整論述。兩者究竟具有哪些共同預設，又可能如何相互影響？

習近平的「中華文明」論述具有明確的政治意涵。2023年，他將連續性與統一性列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並將文明統一性連結到國土完整與國家統一。2024年9月的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習進一步以五個方面說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血脈相融構成歷史根基，信念相同形成統一國家的內生動力，文化相通孕育多元一體的文明格局，經濟相依促成統一經濟體，情感相親則維繫民族團結。這套論述將歷史、文化、經濟、政治與集體情感整合為一個共同體，使文明連續性與國家統一相互支持。（按：習在這裡提的民族在台灣的語境下為國族，而非族裔群體。以下同）

這套文明史觀也逐漸制度化。中國官方統編教材《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2025年版）明言「中華民族絕不是想象的共同体」，主張其歷史實體已存在數千年，且「一體」對「多元」具有統攝性。2026年通過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第17條，進一步要求建構中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史料、話語與理論體系，研究中華民族及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歷史與內涵。共同體史觀因此成為官方教育、學術研究與認同建構的制度依據。

羅世宏與習近平的政治主張存在重大分歧。羅世宏將「一中」界定為文明與歷史連結，主張ROC與PRC平等並存，「統一」問題交由未來世代決定。習近平則在2024年會見馬英九時明確宣稱，「制度的不同，改變不了兩岸同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客觀事實」。兩人對國家主權及政治終局的理解顯然不同。然而，兩人也都賦予「兩岸」一種超越當代政治分立的歷史共同性，並以這項共同性理解當前的政治關係。羅世宏以文明共同性構想特殊的兩國關係；習近平則進一步將文明、民族與國家整合為大一統的歷史敘事。

這種概念上的交集，很可能產生超出羅世宏原意的論述效果。中國官方早已透過領導人講話、統編教材與國家法律，將兩岸共享歷史文化、同屬中華民族及國家統一，連結成一套制度化的論述。依照這套邏輯，兩岸因共享歷史文化而同屬中華民族，既然同屬一個民族共同體，政治制度的差異便不能改變其國家歸屬。羅世宏雖然拒絕北京的統一結論，卻同樣以共享文明作為兩岸特殊政治關係的起點，試圖藉「一中」維護「兩國」。然而，北京對「一中」已有高度制度化的官方詮釋，並明確排斥兩國平等並存。羅世宏單憑重新界定文明，難以確保其「兩國」主張獲得承認；中國官方反而可能選擇性吸收其中的文明共同性，繼續主張兩岸同屬一國，同時拒絕承認兩國並存的政治現實。換言之，重新使用「一中」、或爭取「一中」的定義權，究竟能為「兩國」爭取多少空間？文明共同性可能提供跨越政治分歧的交流資源，也可能被用來支持中國既有的國家統一敘事，進而削弱兩國平等的主張。

我相信，羅世宏難以被簡單歸入臺灣政治語境中的「統派」。他主張ROC與PRC平等並存，與接受「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甚至支持武統的臺灣統派有明確區別。他希望重新詮釋「一中」，使之成為約束北京對臺動武的政治承諾，尋找一條降低戰爭風險與和平維持成本的途徑。北京長期將「一中」作為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排除外部干涉的論述依據，羅世宏試圖以文明意義上的「一中」確立兩國平等，卻可能讓北京選擇性吸收前者，同時排斥後者。如此一來，羅世宏原想以「一中」作為約束北京對臺動武的繩索，卻可能讓這條繩索反過來束縛臺灣。這正是其「文明一中」論述最需要警惕的戰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