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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世宏專欄:回應林韋地關於「一中兩國」框架
作者認為,承認「一中兩國」是集體智慧的積累,意味著它的完善也應該透過集體協作來完成。這包括:公開接受批評、歡迎替代方案、承認自身局限。圖片取自國防部發言人臉書

羅世宏專欄:回應林韋地關於「一中兩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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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11 06:30:00最後更新 2026/10/11 06:30:04

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感謝林韋地醫師對「一中兩國」框架的認真回應。韋地提出的現實面與思想面批評,都值得深入對話。在回應之前,我需要先說明這個框架的思想淵源與定位。

一、思想譜系的積累與重述

「一中兩國」或類似框架,並非個人原創,而是兩岸論述多年積累的產物。這個思想譜系包括:
1990年代民進黨內部的「憲法一中」論述、謝長廷的「憲法各表」、張亞中教授明確提出的「一中兩國」與「一中同表」、學界的「特殊國與國關係」、以及國際上關於分治主權與重疊承認的討論。
張亞中版本的貢獻在於:嘗試在「一個中國」框架內,為台灣爭取平等政治地位。這個嘗試雖未成為主流,但提出關鍵問題:如果完全拒絕「一個中國」的任何表述,台灣是否失去參與定義「中國」意涵的機會?
我對這個框架的重述,意圖有三:
第一,更明確地將「文明」與「國家」概念分離,「一中」指向文明與歷史連結,「兩國」指向當前的政治現實。
第二,強調框架的過渡性與實驗性,不預設終局,統一與否由未來世代決定。
第三,將受眾定位於台灣內部與國際社會,作為溝通框架,而非對北京的談判提案。
承認思想淵源,不是自我貶抑,而是對知識累積性的誠實。思想工作的價值不在於「完全原創」,而在於能否回應真實的焦慮與困境。

二、回應「中共不會接受」的現實判斷

韋地指出北京不會接受「一中兩國」,因為這挑戰了「一個中國是PRC」的根本意識形態。這個判斷我完全同意。
但這裡需要區分:這個框架的受眾是誰?如果等待北京「接受」才提出論述,台灣將永遠失去論述主動權。「一中兩國」的意圖是開創台灣內部與國際社會的討論空間,而非立即實現的談判方案。
當年李登輝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北京也強烈反對,但這個論述塑造了台灣後續二十年的兩岸論述空間。「一中兩國」的意圖類似:它不是期待立即實現,而是開創論述可能性。
至於韋地擔心「一中兩國」會開啟新疆西藏等地的連鎖反應,這個顧慮有道理。但台灣的特殊性在於:它從來不是PRC治理過的領土,ROC作為歷史存在的法理地位也不同於新疆西藏。這個論述可以明確限定其適用範圍。

三、關於「華人認同」vs.「中華認同」

韋地建議用「華人認同」取代「中華認同」,區分文化身份與國家認同。這個建議很有價值。
「華人」作為文化身份,確實能夠更靈活地容納多元政治認同。東南亞華人、歐美華人已為此提供實踐範例。然而在台灣的脈絡中,仍有兩個關鍵問題值得追問:第一,「華人認同」是否足以承載部分民眾對「中華民國」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歷史情感?第二,「中華認同」是否能更積極肯認兩岸歷史文化共同體的價值,進而發揮連結、溝通、甚至團結兩岸人民的附加功能?
若從這個角度理解,「中華認同」對台灣而言,就不再只是無可奈何的負債,它擁有轉化為珍貴資產的潛力。

四、關於「萬國」vs.「天下」

韋地認為這個框架應該放在「萬國」而非「天下」之中。這是我們的核心分歧。
「萬國」框架預設的是西伐利亞體系的民族國家秩序,每個國家主權平等,互不隸屬。這個框架的優勢是清晰、可操作,也是當前國際秩序的主流。
「天下」框架(我使用的版本)試圖處理的是:當兩個政治實體共享深厚歷史文化連結,且彼此都無法被完全消滅時,如何構想一種超越傳統主權概念的共存關係?這不是要回歸趙汀陽式的等級秩序,而是探索主權重疊與共享的可能性。
歐盟確實不是恰當的類比,因為歐盟預設成員國自願讓渡部分主權。我更傾向於想像一種「非整合性的共存」——類似於冷戰時期東西德的關係,但去除意識形態敵對性。
韋地的「萬國」框架更接近台灣主流民意,這點我承認。但問題是:當北京堅持「天下」框架(即台灣最終必須被納入PRC秩序)時,台灣的「萬國」論述如何回應?純粹訴諸國際法與主權原則,在權力不對稱的現實中是否足夠?
這不是要放棄「萬國」立場,而是思考:是否需要某種過渡性論述,來處理從「天下」到「萬國」的論述落差?

五、關於戰爭風險的多元決定性

韋地正確指出:兩岸戰爭風險不只取決於兩岸,還涉及美日等區域國家的態度。這個提醒很重要——台灣問題確實是區域安全問題,而非雙邊問題。
但這不意味著台灣可以放棄自身的論述與策略能動性。相反,台灣需要更清晰的戰略溝通:向區域國家說明台灣的立場、紅線、與危機管理意願。完全依賴外部保護,而缺乏自身的戰略論述,長期來看可能削弱國際支持的可信度。

六、結語:作為集體協作的論述生態

承認「一中兩國」是集體智慧的積累,意味著它的完善也應該透過集體協作來完成。這包括:公開接受批評、歡迎替代方案、承認自身局限。
或許最終我們需要的不是單一框架,而是多層次的論述生態:對內凝聚民主共識,對外清晰傳達立場,對岸維持最低限度溝通,對國際社會爭取實質支持。在這個生態中,「一中兩國」可以是眾多論述資源之一,而非唯一答案。
韋地的批評幫助我釐清了這個框架的若干模糊地帶。我同意它在現實層面面臨重大挑戰,尤其是北京的接受度與台灣內部的共識度。但作為思想實驗,它試圖處理的焦慮——文化認同與戰爭威脅——仍然是真實存在的。
在兩岸論述高度武器化的環境中,維持思考的空間、堅持對話的可能性、尋找替代方案,這本身就是思想工作的倫理承諾。感謝韋地的思想交流,期待繼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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