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疫情爆發，民間搶疫苗
沈榮欽指出，理解這起案件，必須回到2021年疫情期間的疫苗供應背景，當時台灣疫情相對受到控制，因此疫苗廠商在全球疫苗供應有限的情況下，會優先考量分配給已提前出資、下訂，以及疫情較為嚴重的國家。相較之下，台灣當時並未像部分國家一樣提前取得大量疫苗，直到2021年5月疫情升溫，國內疫苗需求突然增加，民間因此開始積極尋找疫苗來源。
沈榮欽指出，在這樣的背景下，市場上出現許多自稱擁有疫苗採購管道的「掮客」，不只慈濟曾接觸相關人士，就連當時的台北市長柯文哲也曾透露收到疫苗掮客邀約。沈榮欽表示，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2022年受訪時曾表示，由於台灣2021年5月中旬疫情越發嚴峻，他5月底便向證嚴法師報告，獲得同意後對外說明慈濟願意捐贈疫苗。
事實上，慈濟當時宣布投入採購BNT疫苗後就曾受到外界質疑，甚至被以「世紀大騙局」形容這項計畫，不少政界、工商界人士紛紛勸告，認為疫苗「買不到，不要浪費力氣」。如今回頭一看，沈榮欽也不解：「為什麼慈濟被詐騙1年後，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不對外說明受到疫苗掮客詐騙，證明當初陳時中的考量是正確的，慈濟就是不聽而受害，反而受訪時強調民間想賣疫苗，政府卻加以阻擋？」
2021年6月：政府正式授權前，慈濟已支付逾10億元
沈榮欽認為，整起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時間點就是2021年6月9日，他指出，慈濟當時會有2種可能的疫苗採購途徑，第一種是取得政府授權後，依照政府所建立的方式向國外採購；另一種則是私下透過疫苗掮客尋找貨源，不過慈濟卻在正式取得政府採購相關授權前，就已於2021年6月9日支付陳昱瑄等人10億多元。
慈濟是在2021年6月23日才向衛福部遞件申請採購BNT疫苗；行政院也在7月1日宣布正式成立慈濟捐贈疫苗專案，並於7月9日由疾管署先行簽署採購前置作業所需的法律文件，以利慈濟後續洽購，而慈濟則在7月21日與上海復星實業完成500萬劑BNT疫苗採購案簽約，同日也與政府完成捐贈契約。
行政院指出，慈濟、台積電及鴻海／永齡基金會各捐贈500萬劑，合計1500萬劑BNT疫苗，並由疾管署統一向食藥署申請專案輸入許可，後續由中央統籌運用。換言之，慈濟最後真正取得的BNT疫苗，是在政府授權、行政程序及與上海復星簽約後完成的採購案。
2022年財報：逾10億元究竟如何入帳？
沈榮欽因此質疑，既然後來取得疫苗的來源並不是陳昱瑄等人所涉公司提供，那麼先前支付的逾10億元究竟如何被認定、核銷與記帳就成了關鍵，而慈濟在聲明所稱「疫苗採購費用經由會計師事務所認證公佈在財報及接受衛福部查核」的一番話，更讓人懷疑懷疑慈濟如何管理財務：「慈濟既然付了10億多元卻沒拿到疫苗，就知道自己受到詐騙了，那麼財報是如何編纂的？」
沈榮欽表示，他為此還特地查閱慈濟2022年財報，也無法從中看出這筆10億元款項究竟如何報銷，而且如果相關款項確實經過會計師事務所認證，則當時詐騙公司所開立的發票及相關交易文件究竟如何被處理，也應該說明清楚，不能只以「會計師事務所認證」作為擋箭牌。
2026年8月：案件曝光、慈濟發聲明
針對慈濟的聲明，沈榮欽也認為疑點重重，首先聲明中雖然提到「2021年7月2日正式確認採購500萬劑BNT疫苗」，但並未清楚交代這批疫苗明明是經由政府授權後才購得，與陳昱瑄等人並無關聯，容易讓外界誤以為「說不定真的是因為詐騙嫌犯才獲得疫苗，所以慈濟不知道受到詐騙」，作為沒去申告、帳簿不清等事宜的卸責手法。
不僅如此，沈榮欽更不解為何慈濟在2021年遭詐騙後，直到2026年才讓外界得知此事：「如果不是警調追查，是否這筆來自各界捐款的10億多元被騙就算了？」至於慈濟聲明提到「如本案受託採購疫苗之公司人員經法院判決有罪，相關犯罪所得亦將可依法發還本會」的一番說法，沈榮欽也認為，既然慈濟認定這10億元花得正正當當，則為何又提及「別忘了還慈濟被詐騙的錢財」。
另外，慈濟還在聲明中強調已委託律師處理，並稱將採取必要措施捍衛基金會、慈濟人及捐款人的權益。沈榮欽認為，既然慈濟的資金來自社會各界捐款，外界自然有權關心這筆巨額資金的流向及管理方式：「為什麼要用法律威嚇各方評論，卻不去告詐騙嫌犯？」
問題不只在慈濟，還包括宗教團體監督制度
除了慈濟本身的治理與財務管理，沈榮欽認為，這起事件也凸顯台灣對宗教團體的外部監督制度，他指出，目前台灣管理寺廟財務的重要依據是1929年制定、距今已有近百年的《監督寺廟條例》，即使部分宗教組織以財團法人形式存在，但《財團法人法》第75條仍對宗教財團法人設有排除規定，使宗教財團法人的設立、組織、運作及監督管理，原則上由宗教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處理，因此也無法有效管理宗教財團法人。
至於社會關心的錢財部分則落到《公益勸募條例》身上，但此法主要規範公益募款，宗教團體、寺廟及教堂若是為了募集宗教活動經費而接受捐贈，也存在排除適用的規定。沈榮欽因此認為，宗教團體雖然受到法律規範，卻又有「不完全適用」的情況，導致不少宗教團體有著「上下其手」的空間。
事實上，台灣2018年曾有跨黨派立委聯名提出《宗教基本法》草案，內容包括政府不得介入教務，以及限制法院調解或干涉宗教團體內部爭議、人事任免及財產處分等規定；放寬宗教用地、規定宗教團體財務自主權等議題。
不過，《宗教基本法》草案卻因宗教團體的遊說力量太大，反而給予宗教團體更多特權，最終胎死腹中，但在沈榮欽看來，若宗教團體享有高度財務自主權，卻沒有相應的公開及監督機制，恐怕反而形成監管漏洞，草案最後未能通過反而是件好事，否則可能使宗教團體獲得更多特殊待遇。
沈榮欽最後表示，慈濟遭詐案不應只停留在「慈濟為何被騙」、「10億元怎麼流失」等問題，也應進一步思考台灣對宗教團體的監督制度是否跟得上現代社會，他認為，台灣連一般財團法人的管理都仍存在不少問題，更不用說具有特殊性質的宗教財團法人，因此立法院應認真修法或立法，建立更完整的財務透明及外部監督機制，避免受到利益團體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