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俄多重壓力夾擊下的日韓峰會

2026年五月的印太地緣震盪，不只有台灣520總統就職講話的張力。五月中旬，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舉行「川習會」，緊接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於五月19日至20日飛抵南韓，與南韓總統李在明在慶尚北道安東市舉行了日韓元首峰會。

然而，在日韓雙方試圖透過「穿梭外交」與象徵性的「故鄉外交」來穩固「後大衛營體制」之際，地緣張力並未就此停歇。緊隨其後的是，習近平預計將於五月下旬對朝鮮進行自二〇一九年以來的首次國事訪問。這一系列的層峰外交，將使得「破碎地帶」下的中型國家調整姿態。

日韓兩國在安全依賴與地理鄰近之間，長期面臨著無解的分歧。在2026年五月的美中俄角力新常態下，這種分裂正被三重結構地緣重力強行撕裂。

首先，是美國總統川普高度商品化的「交易型現實主義」影響，對傳統集體安全承諾實施「去神聖化」。在此前落幕的北京「川習會」，川普政府因受制於中東伊朗危機的升級、荷姆茲海峽的實質封鎖以及國內通膨壓力，被迫在外交上尋求妥協。

在涉及第一島鏈核心利益的「對台六項保證」軍購等議題上，華府打起擦邊球，甚至在會前實質推遲重大軍售。這種將盟友防衛權當作大國交易籌碼的作法，影響著後大衛營體制所構築的「價值同盟」神話。

更被視為指標的是，在川習會結束返程的專機上，川普僅與強烈要求通話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進行了約十五分鐘的簡短通報，而隨後在回到美國後，才與南韓總統李在明進行長達三十分鐘的通話。這種因對盟友實施的差別化對表與「安撫」姿態，加深日韓對於美國安全承諾可靠性的深層焦慮。

其次，是中俄戰略協作全面南下的實質壓力。隨著中俄海空軍在東海、日本海乃至台灣東北部海域的聯合戰略巡航已呈常態化，尤其是中國轟-6K與俄國Tu-95戰略轟炸機實施的「東京急行」式繞飛，將陸權國家的戰略重力強勢推向太平洋邊緣地帶。

中俄「背靠背」的戰略協作不僅在中亞與歐洲腹地發揮作用，更在西太平洋邊緣地帶形成一股巨大的地緣蛛網，試圖在日韓的「安全靠美、經濟靠中」的後設背景伺機而動。

再者，俄朝軍事同盟的實質化與跨區域勾連，為東北亞局勢點燃最危險的邊緣引信。普丁與金正恩全面實質化的軍事協作，使北韓的核武與飛彈威脅獲得強大的戰略縱深與技術反哺。

當北韓的軍事威脅不再只是半島內部的安全議題，而是與烏克蘭戰爭、歐洲安全乃至全球陸權重塑緊密綁定時，日韓兩國微弱的安全防衛網卻需要用虛詞掩飾。因此，日韓兩國才會在短短七個月內舉行四次首腦會談。然而，安東峰會看似熱絡的「故鄉外交」背後，卻難以掩蓋雙方在核心戰略訴求上的本質分歧。

五月19日，高市早苗與李在明在李氏的故鄉慶尚北道安東市舉行雙邊會晤，作為對今年一月李在明訪問高市故鄉奈良縣的回訪。在為期兩天一夜的訪問中，兩國首腦通過品嚐安東燉雞、互贈傳統禮品，高市贈送眼鏡鏡框並親暱地與李在明互戴合影，李在明贈送安東河回面具木雕與地參，以及高市向講述日本首相官邸「鬧鬼」傳聞等趣聞，試圖向外界展示兩國超越歷史藩籬的深厚友誼。

在實質合作層面，面對中東局勢動盪導致伊朗危機，日韓兩國宣布啟動旨在落實能源領域合作的「政策對話機制」，確保面臨危機時相互調度石油產品與液化天然氣，並透露雙方正共同參與由英法主導的荷姆茲海峽護航行動。除卻這些基於迫切現實利益的務實妥協外，兩國在涉及地區根本秩序的防務與政治立場上，展現出極為微妙且顯著的「戰略溫差」。

高市早苗作為堅定的新保守主義與國家主義者，自2026年二月眾議院大選獲得三分之二絕對多數席次後，正加速推動修改和平憲法與防衛政策轉型。在「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戰略敘事下，日本將防禦重心強行推向西南諸島，於石垣島、與那國島機動部署反艦飛彈與無人機，強行構築第一島鏈的「反介入/拒止」網路。日本的邏輯是將所有安全威脅「徹底安全化」，將自身綁定在西方式排他性軍事結盟的最前沿。

相反地，南韓李在明進步派政府則堅守非西方的「去安全化」路徑與戰略務實主義。李在明強調「國家利益第一」，拒絕捲入排他性的對華圍堵網絡，並將2026年定調為「韓中關係全面恢復元年」，透過親訪北京、重啟半導體與關鍵零組件採購、放寬限韓令等手段，爭取戰略迴旋空間。

兩國在本體論上最大的差異是，南韓統一部於五月18日發布的2026年版《統一白皮書》中，首度將南北韓定義為「實際上的兩個國家」，並大幅減少「統一」詞頻，代之以「和平共處」。李在明政府明確承諾「尊重北韓體制」且「不實施敵對行為」。南韓這種試圖將半島「去安全化」的防禦性身分，與日本將西南島鏈「高度安全化」的擴張性防衛姿態形成了鮮明對比。

因此，在安東峰會的聯合記者會上，當高市早苗慷慨陳詞朝核威脅與綁架問題時，李在明則僅強調「無需戰爭的和平半島」與「南北和平共存」，兩者背後的本體論分裂昭然若揭。此種戰略溫差直接導致日韓次長級安保對話不如預期，像是簽署「物品役務相互提供協定」（ACSA）與防衛裝備移轉協定，卻在本次峰會中被悄然擱置。

就在日韓首腦於安東極力營造雙邊合作機制的敏感時刻，習近平即將對朝鮮進行國事訪問的消息，無疑是迎頭重擊。此行不僅接續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深化，更適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65週年。

儘管中國外交體系面臨極其繁重的行程，包括塞爾維亞總統於五月24日至28日訪華，以及五月末即將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習近平仍高度優先安排場時隔七年的平壤之行。

在普丁與金正恩全面深化朝俄同盟後，北京有意重塑東北亞地緣格局、強化自身在「朝中俄」三角關係中主導地位的決定性編排，並且對日韓峰會的後續合作產生直接的解構作用。

第一，習近平訪朝將實質截斷日韓試圖在北韓核導議題上建立的聯合防衛威懾效力。高市早苗在安東峰會中極力強調「美日韓安保合作」對朝應對措施的重要性。然而，當習近平即將訪問平壤時，金正恩政權將以此作為政治操作的話語。

第二，這將嚴重放大南韓內部的「選邊站焦慮」，實質瓦解日韓在經濟安保合作上的承諾。李在明政府之所以在今年年初極力推動中韓關係全面恢復，並帶領兩百多位企業家赴華簽署零部件採購協議，正是為在美中科技脫鉤的夾縫，為南韓半導體與高科技產業爭取生存空間。當習近平訪朝確立中朝俄北翼軸心的凝聚後，北京隨時可以揮舞「北韓因素」與「市場紅利」雙重槓桿，對首爾進行定點施壓。

李在明政府為了維持「無需戰鬥的和平半島」承諾，勢必會在防務實質合作上與日本保持距離 ；這也解釋為何在本次安東峰會中，日方有意推動的防衛一體化協定最終被南韓冷處理。

第三，習近平訪朝將進一步凸顯日本在東北亞外交格局中的「孤立化」與「前沿化」困境。當中國透過訪朝強化其作為東北亞和平「秩序建構者」的身分，而南韓李在明政府亦公開呼應「中日韓三國相互尊重與開創合作」時，唯獨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仍依循西方式的安全認識與規則，並在西南島鏈加緊軍事部署。

這種對抗的姿態，不僅使日本成為中俄朝共同施壓的目標，也使日本在日韓雙邊關係中，因無法獲得南韓在台海或對華政策上的實質背書，而顯得無比尷尬。

為何頻繁的首腦會晤與熱絡的「溫泉外交」、「故鄉外交」承諾，始終無法化為東亞安全共同體的實質基石？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認為，國家安全建立在遵守共同規則與讓渡部分主權的「實體安全」基礎上，如歐洲安全共同體。然而，東亞地緣政治具有強烈的殖民歷史陰影與不完整的現代性歷程。

對於曾經歷日本殖民統治並在冷戰中被強行分裂的南韓而言，其追求的不是西方式「裁量對錯、執行普世價值、制裁干預」的外部規則，而是確保主權政權生存與互不干涉內政的「關係性安全」（Relational Security）。

這正是日韓關係呈現高度「虛宕性」的根源。日韓和解的基礎從來不是雙方在內部價值與歷史和解的內生互信，而僅僅是在強大外部大國重力下，被迫進行的「共同凝視外部敵人」的應激表演。

在安東峰會中，高市早苗與李在明戴眼鏡、聊首相官邸「鬧鬼」傳聞的熱絡互動，實質上是一種高度戲劇化的「情感演出」，旨在掩蓋兩國在安全身分上的巨大裂痕。當日本將生存定位於維持海權國家的秩序、維護西方式規則導向秩序時，南韓則受制於朝鮮半島分裂的地理宿命，必須與中俄朝維繫不衝突的去安全化網絡。

同樣身處第一島鏈樞紐的台灣，在思考自身國家安全時，必須超越西方單一實體安全的限制。台灣也應體認到，將全部地緣籌碼鎖定在單一強權的口頭承諾上，將伴隨著巨大的本體論焦慮。在積極提升自主防衛實力、強化不對稱戰力的同時，更應善用自身的科技供應鏈的非排他性特質，在國際社會中廣泛建立起「確認、保護和共生」的關係性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