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國昌文章中首先提及一段話，並指出來自1989年6月5日天安門廣場遭到射殺的一個年輕人寫給父母、在身亡後被發現的遺書。
這段內容以「寧願燒盡，不願銹壞」為題，提及「統治者手握特權，腐淫奢糜，花天酒地，荒淫作樂；高幹子弟更是仗勢橫行，為非作歹⋯⋯社會的黑暗、不公平、統治者的污濁、人民的麻木冷漠，這一切，使我難以獨善其身，只顧自己的小家庭，安心供奉你們（父母）。民未安，何敢忘憂，目未達，何敢自顧？」
黃國昌說，在承載著對台灣未來政局仍有盼望者的期待與責任的此刻，若要仔細考證這封遺書100%的真實性，實已超出他的能力與精力範圍之外。歷史詮釋的搖擺，往往是跟隨著掌權者的意志、而不是無權者的意志，因此在這個日子，「我們最重要的責任，是確保6月4日這個日子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壓迫，不會在未來的某一天，消失掉其真實性。」
黃國昌表示，對於任何事物真實性的無法信任，是極權社會的悲哀。在極權政府的統治下，為了有效控制人民，政府需要發明一套完整的「為何黨需要永續執政」的敘事。而相對地，對現況不滿的年輕人、乃至對這些年輕人的身影有所記憶的後人，也需要延伸、發展出一套對抗極權的敘事。這個敘事，即便含有任何一點不確定的成份，它也必定具有無比真實的起源。
黃國昌指出，所有掌握權力的人都應該警惕：若有一天，讓其所應該團結、保守安寧的人民，失去了對任何話語的信任，「那一天，就是證明他沒有擔起作為政治領袖基本責任的一天。」
黃國昌續指，許多廣場上的年輕人如果還在世，將是大他5歲左右的中年人，他們也許會在見識了六四的殘酷之後，改變生存策略，甚至加入那個一旦表現出順服就可以保障自身安全、儘管是當初鎮壓自己兄弟姐妹的團體。
黃國昌表示，在這一天，每個人因為其所面臨的處境會需要不同的記憶；但，如同這封遺書作者所深信的：「歷史將作出公正的判決」。在那個人21歲寫下遺書的那個片刻，那「寧願燒盡，不願銹壞」的理想主義，值得所有人牢記在心。「因為，那也是對於未來總有可能被改變、失望中永遠有希望的微光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