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寇蒂／時事觀察者者、公民作家
日前很多媒體都在轉《天下雜誌》對小笠原欣幸的專訪，我知道很多支持者第一眼看到的，大概都是那一句：他認為蔣萬安連任「幾乎無懸念」。
我沒有因為這句話感到絕望，我告訴大家為什麼。
我受的訓練其中之一是行銷，所以我讀這種分析的習慣，不是這樣。
當一個研究者告訴我：「因為 A，所以大概會得到 B。」
我的第一個反應通常不會是接受 B，而是看看他說的這個 B 成立，到底需要哪些條件繼續維持？
然後再問：如果加入 C 呢？加入 D 呢？
這不是因為不相信研究，也不是覺得只要有夢想什麼都能翻盤，而是加入變數。
做行銷的人很清楚，沒有任何新商品是「推出去就一定會成功」，每個品牌也有它固定的市場份額。
甚至很多競爭品牌在推出新品的時候，也都會有一個作為參考和比對的對象。
例如當初摩托羅拉的競爭對手是 Nokia，福特的競爭對手是 Toyota⋯⋯
問題是，沒有人想過後來出現的是蘋果的 iPhone 和馬斯克的 Tesla。
市場佔有率低、品牌知名度不足、通路弱、競爭品牌很強，這些全部是事實。
可是如果看到一份市場報告告訴我，因為品牌知名度只有 20%，所以銷售大概只能到這裡，我們這種人不會去說：好喔～那就這樣吧。
我們要做的，是去找突破口。
哪一群人認識之後特別喜歡？
哪一種接觸方式，認知增加最快？
哪個地方明明品牌市佔很低，轉換率卻特別高？
試過的人是不是比沒試過的人評價高很多？
那些「照理說應該跟平均一樣，結果偏偏不一樣」的地方，往往才是我們這種動物覺得有興趣的地方。
沈伯洋曾經說過：
「戰士沒有辦法選擇戰場」、「會輸的戰場要戰鬥，才會贏。」
甚至過去我們熟知的那句——「生命會找到出路」，我認為都是一樣的意思。
身為選舉觀察的專家，他不可能去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方向在哪裡。
可是他沒有說的東西，其實我覺得才是有機會的方向。
就像過去有很多歷史典籍，作者寫了很多，彷彿講了很多事情，可是沒有講的那些部分，才是所有意思的關鍵。
所以，我們必須思考的是：哪些東西還不是常數？
台北最近幾次選舉的結果，本身就已經告訴我們，這座城市有很清楚的長期政治結構，可是藍綠比例並不是每次都固定。
2020 總統選舉中台北得票：
蔡英文 53.65%
韓國瑜 42.01%
2022 台北市長選舉：
蔣萬安 42.29%
陳時中 31.93%
黃珊珊 25.14%
2024 總統選舉中台北得票：
賴清德總統 38.13%
侯友宜 38.08%
兩個人在台北幾乎打平，柯文哲則拿 23.79%。
總統跟市長當然是不同量級的選舉，不能直接互換。
可是如果台北真的存在一組永遠不變的藍綠比例，我們不會看到這麼不同的結果。
2022 尤其有一個現在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蔣萬安當年領先陳時中 10.36 個百分點，可是那一年還有黃珊珊拿走 25.14%。
這裡面有白營，也有不完全按照傳統藍綠選擇的人。
到了 2026，這些人是不是都會轉向國民黨？
藍營也不知道，綠營也不知道，我相信甚至連白營自己也不知道。（黃珊珊和黃國昌的距離不是一點兩點。）
所以 2022 那 10.36% 的差距，可以告訴我們那場選舉發生了什麼，卻不能直接拿來說台北藍綠天生就差 10%。
這就是第一個還沒有被寫死的變數。
另外一個我更有興趣的，是人的認知。
做品牌的人很熟悉一種現象——
有些品牌知名度很高，消費者過去買過、家裡也用過，甚至從父母那一代就知道這個名字。
後來品牌背後的公司變了、產品變了，使用經驗也可能跟從前不一樣，可是人不會第二天醒來，就把幾十年的品牌印象全部清空。
認知有慣性，行為也有慣性。
很多時候是買過幾次，開始覺得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樣；同時市場上另外一個原本陌生的品牌慢慢出現，聽過的人變多，評價變清楚，身邊開始有人使用，他才會真正把兩個東西放在一起比較。
舊品牌的認知還在，只是它不再等於自動購買。
政治也有類似的過程。
一個人長期覺得自己比較接近哪個政黨，這是很真實的認同。可是認同和每一次具體選擇，並不一定百分之百重疊。
所以我現在對「破圈」這件事情的理解，也比幾個月前更簡單。
破圈第一步根本不需要幻想把一個人的政治認同整套翻掉。有時候只是讓一個原本沒有比較的人，開始比較。
原來他看到政黨名稱，判斷就已經結束。
後來第一次完整看到候選人講話、第一次聽他談城市、第一次在自己平常會看的節目裡看到這個人，腦子裡多了一句：這個人好像不太一樣⋯⋯
到這一步還不是一張票。
可是如果連這一步都沒有，後面的能力、人格、市政、政策，根本沒有機會進入他的判斷。
這也是為什麼跨不同媒體、不同生活圈的曝光很重要
——重點在於能不能把原本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完成的重新認識過程縮短，而不只是多一次聲量。
當然，政治還有完全相反的力量。
越接近選舉，政黨衝突也可能越激烈；負面情緒越高，人反而越容易退回原來熟悉的位置。
這兩種事情都可能發生：一種是重新認識，另一種是重新歸隊。
這也是為什麼我聽到沈伯洋講「暖流」，會覺得這句話不只是好不好聽的競選口號而已。
他說，洋流可以是暖的，但不能燙傷別人；選舉應該談候選人的能力、市政與制度，不必把配偶、小孩拉進攻擊。
如果這句話延續到後面的競選語言裡，他想建立的，可能是一種降低敵意、把討論拉回候選人和城市本身的氣氛。
但這也不一定是刻意的整體策略，也可能他個性本是如此。這種方式最後會換到多少選票，也還沒有人知道。
可是如果我們前面講的認知過程存在，這件事就有一個很清楚的觀察價值。
因為一場選舉裡會變的，不只有支持率，資訊環境會變，心理環境也會變。
一個原來只從單一政治圈認識候選人的人，開始接觸其他資訊，這是環境變了。
一個原本只用「哪一黨」決定的人，後來開始把治理能力、交通、住房、老人、育兒、工作、自己的生活壓力放進來，這是判斷標準變了。
這兩件事情只要發生，原來的政黨認同根本不需要消失，最後選擇就可能比過去複雜。
前幾天朋友有點沮喪地問我：「我們這個同溫層到底有多少？」
我跟她說，這個問題不能這樣思考。
因為我知道她真正想問的是：「我們到底能不能贏？」
這個答案不是到底有多少人已經忠誠地站在某一邊，而是還有多少人的認同和最後行為之間存在空間。
這跟做品牌市場其實很像。
如果一個老品牌有非常高的知名度與長期使用習慣，新的品牌當然不會因為喊幾句口號就把它取代。
但我們也不會因此宣布市場已經永遠分配完畢。
我們會增加新的接觸，讓產品被真正看見，讓原本沒有比較的人開始比較，然後去看哪裡先出現異常值。
政治當然比商品複雜得多，可是我看問題的方法還是一樣。
小笠原告訴我現在 A 存在，所以 B 很可能發生——
很好。我們能做的是接下來去找變數。
白營的票最後怎麼走，是變數 C。
未表態的人最後是不是照原來的位置回去，是變數 D。
候選人的知名度提高之後，好感和市長適任感有沒有一起變，是變數 E。
三十幾歲的人到底在意什麼，他們的經濟感受會不會開始影響原來的政治選擇，是變數 F。
還有一件事，也很重要——
心理上那種「這次大概還是不會贏」的悲觀。
「洋流」明明看起來很興盛，可是身邊還是有不少人，一邊喊得起勁，一邊心底覺得結果大概還是不會改變。
這種感覺，我能理解，這是過去失敗留下的 「習得性無助」——努力過、投入過，結果沒有達成，於是還沒看到新的資料，就先把結局寫死。
我們不要這樣，因為這種心理狀態，正好就是小笠原的估算裡可能影響最後行為的那個「結構性常數」。
所以大家應該去尋找的是「變數」與異常值。
如果接下來台北所有地方都一起往同一方向移動，那可能只是整體風向。
可是如果有些區、有些里、有些年齡層開始出現和過去完全不一樣的變化，而且不是一次，是連續發生，就可能是「結構性鬆動」。
所以對關心這場選舉的人而言，我反而覺得不用把每一次對話都想成一定要說服誰。
讓完整的訪談被看到，讓政策被討論，讓候選人有機會被當成一個完整的人重新認識。
遇到不同意見，也不用急著用敵意把人推回原來的位置。最後每一個人怎麼投，本來就是他自己的決定。
但至少可以讓選擇發生之前，資訊比原來多一點，比較的機會多一點——這件事可以讓它發生！
研究者的工作，是告訴我們現在這個世界按照既有條件，大概會往哪裡走。
他不需要替任何人回答，這個結果能不能被改變？
這不是他的工作，這是關心未來的台灣人的工作。
所以小笠原說的是：距離投票還有 70 多天，因為 A，所以 B。
但任何模型都有邊界。
洋流之所以能帶動氣候，不是因為它否定了原本的海流，而是它持續注入了新的溫度。
預測是學者的事情，而創造變數，是我們的事情。
政治與生命中真正有趣的，永遠是模型之外、那些還沒被計算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