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澧林發表《那些永遠不會到來的道歉》文章，透露是在今年初所寫，當時事發不久，「我花了數月思前想後，終於鼓起勇氣，將它刊登於今年四月《號外》雜誌專欄。沒想到再過半年後，將它公諸於世的時刻出現了。」
男記者採訪過程為何惹怒袁澧林？
文章中指出，當天是電影《電競女孩》首映當晚的第一場電影專訪，沒想到男記者才剛坐下，就以「我好像坐緊枱（坐檯）」為開場白，讓在場女性全都措手不及。即使對方後來試圖以「他才是男公關」等說法解釋，仍無法改變言論不當的事實。
而對方沒有立即道歉，袁澧林忍不住直言：「你這句說話非常不當。」接著要求對方：「要不然閉嘴，要不然道歉。」然而，現場短暫沉默後，訪問便如常繼續，對方選擇不再說話，卻始終沒有道歉。
袁澧林坦言，雖然當下鼓起勇氣反擊，事後卻不斷自我懷疑，擔心自己的反應是否太過激烈、會不會影響訪問進行，甚至覺得自己不夠禮貌。相較之下，冒犯者不必承擔責任，反而是提出抗議的人必須承受尷尬與壓力，這樣的處境讓她感到無奈。
袁澧林在業界還曾遭受過哪些性騷擾行為？
袁澧林也藉此揭露，自己多年來在演藝工作中，曾不只一次遭遇男性以言語性化、矮化女性的情況。她回憶，曾有男導演直接對她說：「你的款看起來不是別人想上的，而是真心想當朋友的。」面對這番涉及性暗示的評論，她當下只能淺淺認同、陪著笑。
此外，袁澧林也曾在飯局上遭喝醉的幕前人士以日文問是否喜歡自己的生殖器，對方似乎以為語言隔閡能減輕言語冒犯的程度；還有男前輩演員在拍攝現場反覆開玩笑，聲稱她想藉機親吻對方，卻又在未事先溝通的情況下，於拍攝時親吻她的臉頰，而事後從未主動討論這個未寫進劇本的吻。
另一次拍攝經驗中，男演員甚至拿攝影師開玩笑，聲稱對方隔天安排吊臂攝影機，是為了從高角度拍攝另一名女演員的胸部。這些經歷讓袁澧林感嘆，許多不當言行發生得如此自然，甚至會讓當事人陷入自我懷疑，不確定究竟是自己太過敏感，還是對方真的越界。
袁澧林也指出，當女性試圖向身邊的人確認事情是否不妥時，往往還會遇到替冒犯者「合理化」的想法，但她認為，真正需要思考的並不是這類行為是否常見，而是這些事情本來就不應該發生。
除了電影專訪的事件，袁澧林也分享，曾為了追討一句道歉，事隔數月後再次向一名曾以性暗示言語冒犯她的男性提出要求。由於難以啟齒，她甚至先喝了一點酒，才有勇氣重新談起當天的經歷。
袁澧林形容，當時自己緊張得上氣不接下氣，對方起初則裝作不記得，她只好逐一重述細節，努力讓對方想起當時發生的事情。好不容易取得道歉後，卻還得面對對方身旁男性朋友的揶揄，甚至被嘲諷成不解風情、連玩笑都開不起的人。
這段經歷讓袁澧林體會到，即使受害者成功爭取道歉，也不代表能得到真正的理解與尊重。有時候，女性不僅要承受被冒犯的傷害，還得花費大量心力證明自己受到的對待確實不妥，甚至可能因為勇於反抗而遭到貼標籤。
袁澧林嘆女性發聲代價太大！為何受害者反而要接受檢討？
袁澧林進一步談到，女性即使擁有自己的社群平台，公開揭露遭遇也未必能真正討回公道。她認為，一旦女性出面指控不當行為，輿論往往先質疑其動機、檢討她當時為何沒有反抗，甚至進一步攻擊當事人的人格，形成對受害者過於嚴苛的道德審判。
在這樣的環境下，女性公開發聲可能面臨隱私被攤開、經歷遭到戲謔、名譽受損等風險，讓許多人即使受到傷害，也只能選擇沉默，或向親近的朋友傾訴。袁澧林認為，電影專訪中那句「坐檯」並非單純的失言，而是反映出社會對女性遭受物化的態度。當現場的人急著化解尷尬、讓訪問恢復正常，冒犯者便可能不必負責，而提出抗議的女性反而開始懷疑自己。
袁澧林強調，真正的改變不能只靠個人的憤怒，更需要社會重新審視那些被視為無傷大雅的玩笑，以及對受害者「別太認真」的指責。女性的專業應該受到認真對待，每個人也都應有權利界定何謂尊重、何謂冒犯。
文章最後，袁澧林感嘆，寫下這些經歷或許只能宣洩一時的憤怒，未必能立即改變現實。但她也提出更深層的反思：「當你愈發確立到真正的道德標準，努力接軌成為一位世界公民之時，正義卻竟成為了苦難痛苦的源頭。也許我們需要的，不僅是一個永遠不會到來的道歉，更是一場對這片土壤的徹底翻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