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仁斌 ／台灣永續治理論壇發起人、中國文化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副教授
2026年巴黎第二屆核能峰會，確實傳遞了一項值得台灣正視的訊息：核能正在重新成為全球能源政策的重要選項。包括中國、巴西、義大利、比利時等加入後，支持2050年前全球核能容量增加至2020年三倍的國家已達38國。這是重要的政策訊號，但不能被簡化成「全球已經返核」，更不能從「核能重新成為選項」，直接跳到「台灣應立即押注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
真正值得台灣思考的，不是先決定「支持或反對核能」，而是必須把「核能重新成為選項」與「SMR已經可以解決台灣能源問題」這兩件事分開。
首先，巴黎峰會證明的是核能戰略地位上升，而不是SMR已經商業成熟。國際能源署確實認為，如果未來10多年SMR能大幅降低建造成本，其市場潛力可能顯著增加；但這個「如果」本身就說明，SMR仍處於從示範、驗證走向大規模商業化的階段。國際核能機構與相關研究也持續把法規、場址、融資、供應鏈、燃料及安全驗證列為SMR部署的核心課題。換句話說，SMR值得投資、研究與觀察，卻不能把「可能成功」提前寫成「已經成功」。
其次，AI帶動電力需求成長是真實趨勢，但「AI需要24小時低碳電力」不等於「AI需要核電」。國際能源署預估，全球資料中心用電量將由2025年的485 GW時增加至2030年的950 GW時，約增加一倍。這意味著AI產業確實需要大量、穩定且低碳的電力。
但問題在於：低碳、可靠且全天候的電力，並不只有一種答案。Google與Kairos合作發展先進核能計畫，Microsoft透過購電協議支持核電機組重啟，Amazon也積極布局核能，這些都是事實。但科技巨頭真正追求的是「24/7無碳電力」，同時也持續投資再生能源、電網、儲能與其他零碳技術。因此，把科技業對「Clean Firm Power」的需求直接翻譯成「核電需求」，其實已經偷偷完成了一次能源政策上的選擇。
第三，更不能把SMR的技術優勢寫成「風險消失」。SMR確實可能透過被動安全系統、較小核心及不同冷卻設計，降低部分事故風險；但「降低風險」與「完全杜絕事故」是完全不同的命題。美國核管制機關也正在建立更具彈性的SMR緊急應變制度，但其核心仍是依據具體設計、事故後果與場址條件調整，而不是宣告所有SMR都可以把緊急應變範圍縮到廠區邊界。這個差別非常重要。因為核安制度不是為了證明某項技術「很好」，而是要回答最壞情境發生時，人民如何被保護？
第四，SMR的「小型化」也不代表它可以快速複製。把SMR比喻成「工廠生產、現場組裝」具有吸引力，但從設計認證、場址審查、環境審查、融資、供應鏈、製造、施工、測試到商轉，仍然是一套完整的核能治理程序。真正需要等待的，不只是反應爐蓋多久，而是第一座商業機組能否證明安全、成本與工期，並進一步形成標準化量產。因此，若有人告訴台灣「SMR兩三年就可以蓋好」，真正應該追問的不是支持或反對，而是這個「兩三年」究竟指的是工廠製造、現場施工，還是從法規審查到商轉的完整週期？
台灣尤其不能忽略「時間差」。AI與半導體現在就需要電力，但SMR如果仍需要經歷法規、選址、示範、施工與商業化驗證，它解決的就是未來的能源選項，而不是今天的供電缺口。這並不代表台灣不應發展SMR，恰恰相反。台灣可以把SMR放進長期能源科技戰略，但不能把它包裝成短期能源政策的萬靈丹。
更重要的是，台灣真正需要改革的，不只是「能源種類」，而是「能源治理」。如果未來真的要引進SMR，就應同步建立專屬且完整的核安與環評規範、明確的場址標準、核廢與除役財務機制、燃料供應鏈策略、地方知情與參與制度，以及事故責任與風險分配機制。不能只談「發多少電」，卻不談「誰承擔風險」。這也是巴黎核能峰會真正值得台灣學習的地方。
世界重新討論核能，不代表世界放棄能源多元化；科技巨頭投資核能，也不代表它們認為核能可以取代所有再生能源。真正成熟的能源政策，不是選擇一種能源當救世主，而是在不同時間尺度上配置不同工具。
台灣可以研究SMR，可以投資核能人才，也可以參與國際核能供應鏈；但同時更應加速電網建設、儲能、需求管理、再生能源與產業能源效率。因為AI時代真正需要的，從來不是「哪一種能源贏了」，而是一個能夠承受供應中斷、極端氣候、地緣政治與需求暴增的能源系統。
巴黎告訴我們，核能可以重新成為選項；但它沒有告訴台灣，SMR就是答案。真正成熟的能源政策，不是急著選出一個「救世主」，而是建立一套即使任何一種能源未如預期，國家仍然能夠穩定運轉的制度。
對台灣而言，這才是巴黎核能峰會真正留下的考題：不是要不要押注SMR，而是我們是否有能力在核能重新成為選項之後，仍然保持政策判斷的冷靜、制度設計的誠實，以及面對能源風險的治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