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深偽的界線——言論自由保障批評政府，但不能偽造事實

生成式AI快速發展，不僅改變了創作方式，也重新定義了資訊傳播的樣貌。從文字、圖片到影音，如今只要透過公開模型與少量素材，就能生成高度擬真的人物聲音與影像。科技降低了創作門檻，也讓民主社會開始面臨一項新的課題：當一段影音真假難辨時，究竟應如何兼顧言論自由、人格權保障與公共利益？

近期因「中聯毒油」事件延燒，網路流傳一支以AI模擬賴清德總統聲音的政治諷刺影片，警方在接獲民眾檢舉後，依法前往了解案情並進行證據保全，引發社會熱議。支持創作者的一方認為，此舉有「查水表」之嫌，可能造成寒蟬效應；另一方則認為，警方只是依法處理檢舉案件，並未要求下架影片，也未限制任何人評論政府。

這起事件之所以引起高度關注，不只是因為政治攻防，更因為它反映出AI時代一個值得正視的新問題：當科技已經可以讓任何人「說出他從未說過的話」，社會究竟該如何劃定法律與自由的界線？

民主社會保障人民批評政府、監督執政者，也保障政治諷刺、模仿秀及創意表達。然而，言論自由保障的是「意見的表達」，並不代表可以任意偽造他人的身分、聲音或影像，使社會誤認內容真實存在。因此，這起事件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影片支持哪一種政治立場，而是AI生成內容是否已經跨越法律界線。

依據《刑法》第220條規定，錄音、錄影及電磁紀錄，在一定條件下得視為文書；若利用AI偽造他人聲音，足以使一般人誤認為本人所發表，並進一步散布於網路，實務上可能涉及《刑法》第210條偽造私文書及第216條行使偽造文書等相關規定。由於偽造文書屬非告訴乃論案件，只要接獲檢舉，檢警依法即有調查義務。

這並不代表任何AI創作都違法，而是法律必須釐清作品是否足以造成社會誤認，以及是否侵害他人的人格法益。所以筆者認為警方依法調查，也不等同於限制言論自由。民主社會同時要求保障人民權利，也要求行政權依法行政，兩者並非互相排斥。

另一方面，真人聲音本身具有高度人格識別性。近年包括灣聲樂團以AI重現鄧麗君歌聲，或企業利用AI重建運動員聲音進行商業宣傳，都必須取得本人或權利人的授權。這代表社會已逐漸形成共識：即使科技可以做到，不代表可以任意使用。

如果今天社會接受任何人都能自由複製政治人物聲音，明天同樣可能複製法官、企業負責人、銀行主管，甚至一般民眾的聲音從事詐騙或散布不實訊息。真正受到影響的，不只是個別當事人，而是社會對資訊真實性的基本信任。

除了法律爭議外，AI深度偽造近年也逐漸成為各國關注的國家安全議題。國安局在近年的《國家安全情勢報告》中指出，中共持續運用生成式AI、深度偽造影音、演算法推播及社群媒體操作，提升對台認知作戰能力。這些操作未必是為了讓所有人相信某一則訊息，而是透過真假交錯的資訊，削弱民眾對政府、媒體及公共資訊的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近來媒體也報導，中國部分AI企業透過語音標註、配音兼職等方式，在網路徵求台灣民眾錄製國語、台語及客語語音，建立更貼近台灣口音的資料庫。這類資料本身未必涉及違法，但若結合生成式AI技術，未來便可能被用於製作更難辨識的深偽影音。

這也是為何國安局近年持續提醒，AI技術正逐漸成為認知作戰的重要工具之一。相較於過去需要投入大量成本製作假影片，如今只要取得少量語音樣本，就可能生成高度相似的人物聲音，大幅降低假訊息的製作成本。

陸委會近一年來也多次提醒國人，中共持續利用網路平台、新媒體及新興科技擴大對台統戰與認知作戰，並呼籲民眾提高媒體識讀能力，對來源不明的影音內容保持查證習慣。這樣的提醒，不是要否定AI技術本身，而是在兩岸互動日益複雜的情勢下，提醒社會注意新科技可能帶來的風險。

俄烏戰爭期間，曾出現利用AI合成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宣布投降的假影片，雖然很快遭到揭露，但仍讓國際社會重新思考深度偽造可能造成的影響。當生成技術持續進步，未來無論是選舉期間的假影音，或重大事件發生時的假訊息，都可能在極短時間內透過社群平台大量擴散，增加政府澄清與媒體查證的難度。

面對AI帶來的新挑戰，政府固然有責任依法調查可能涉及違法的案件，但執法過程同樣必須兼顧比例原則與程序正義，避免因執法方式引發不必要的社會疑慮。唯有程序透明、法律適用一致，才能兼顧法治與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台灣也需要更完整的AI治理思維。

首先，應逐步建立AI生成內容的標示制度。涉及真實人物聲音、肖像或影像的AI作品，若能適度揭露生成方式與授權情形，不僅有助於降低誤認，也能兼顧創作自由與人格權保障。

其次，應持續強化深偽影音偵測能力。近年國際間已開始發展AI偵測AI的技術，透過聲紋比對、影像分析及數位浮水印等方式，提高辨識效率。未來政府、研究機構與科技平台應建立更密切的合作機制，提升事實查核速度，降低假影音擴散造成的影響。

更重要的是，媒體識讀教育應成為全民數位素養的一部分。過去常說「眼見為憑」，但在生成式AI時代，眼見未必是真。民眾除了留意影片中的口型、停頓、語速等細節，更應養成交叉比對資訊來源的習慣，不因一段影片、一段錄音便急於下結論。

AI不會因為法律禁止而停止發展，民主社會也不能因為擔心假訊息而限制正常的政治評論與公共討論。因此，真正需要建立的，不是對科技的恐懼，而是一套兼顧創新、自由與責任的治理機制。包括真人聲音與肖像授權制度、AI生成內容適度揭露、快速查核機制，以及完善的法律救濟，都應是未來政策持續努力的方向。

在兩岸關係仍充滿不確定性的今天，資訊安全已逐漸成為整體國家安全的一環。中共持續提升認知作戰能力，是國安單位公開提出的警訊；但如何回應這項挑戰，仍必須建立在法治原則之上，而不是陷入政治立場的對立。

言論自由始終是民主社會的重要價值，但它之所以值得珍惜，正是因為它建立在真實、誠信與責任之上。當AI可以模仿任何人的聲音，也可以生成任何人的影像時，我們更需要的是一個能夠保障人民權利、維護公共信任，同時兼顧科技創新的制度環境。

唯有如此，AI才能成為促進社會發展的工具，而不是破壞公共信任的來源；台灣也才能在快速變動的科技浪潮與複雜的安全環境中，持續守住民主社會最重要的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