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秀琪／新聞傳播學退休教授
最近台灣政治傳播領域出現一個有趣的新名詞：「洋流」。
代表民進黨競選本屆台北市長的沈伯洋走進夜市、商圈，支持者跟著移動；王偉忠一場長篇訪談，又把他帶到原本未必會主動接觸他的閱聽人面前。有人說「洋流」已經破圈，也有人質疑，夜市裡看到的還是同一批支持者，網路流量更不能當成選票。
那麼，究竟什麼叫「破圈」？要做到甚麼程度，才能自稱「破圈」？要破解這個新潮的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回頭問七十年前的傳播研究。
1953年，美國心理學家 Carl Hovland 與同事出版經典著作《傳播與勸服》（《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那是傳播學開始系統性研究「勸服」的重要年代。研究者關心的問題很簡單：誰、說了什麼、對誰說，在什麼情況下，人的態度會發生改變？
七十多年後，媒介環境天翻地覆，然而這個問題並沒有過時，只是傳播的路徑變長了。
我們可以把傳統的政治傳播套入以上公式，並簡化成：候選人（誰） → 政治訊息（說了甚麼） → 選民（對誰）→ 態度改變（在什麼情況下，人的態度會發生改變？）。而社群媒體時代的「洋流」現象，卻更像是：候選人 → 支持者 （同溫層）→ 社群再詮釋 （在臉書、threads上的發文）→ 非政治中介者（王偉忠、李四端、呂佳穎） → 圈外閱聽人（中廣、TVBS、李四端個人頻道的閱聽人） → 態度重新評估 。
因此，真正值得我們注意的，恰恰是中間多出來的這幾層。
訊息還沒進門，來源已經被拒絕
Hovland 的勸服研究很早就注意到「來源可信度」（source credibility）：同樣一句話，由誰來說，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到了今天這個政治極化與社群媒體的年代，問題變得更加複雜。
一個人一旦被歸類成「民進黨政治人物」或「國民黨政治人物」，他講得再有道理，對不同政治認同者而言，訊息可能還沒有進入理解階段，就已經被來源標籤擋掉。
所以今天政治傳播最大的困難，有時根本不是「怎樣說服對方」，而是：對方根本不想聽你說話。
我們如果從這個角度看王偉忠訪問沈伯洋，就變得有意思了。王偉忠後來在《今周刊》的文章說：「我只是做了一場訪問。」
恰恰是這個「只是」值得我們注意。因為那場訪談不像競選廣告，主持人也不是沈伯洋的競選團隊。原來帶著鮮明政治標籤的人，突然進入另一個傳播情境，對某些原本不會點開沈伯洋競選影片的人而言，他們可能因為王偉忠而看見沈伯洋。
這時候，王偉忠扮演的已不只是主持人，而是一個非政治性的傳播中介者。
他未必替沈伯洋背書，更不等於他的閱聽人會因此接受沈伯洋；但他做了一件政治人物自己很難做到的事：把一個被既有政治標籤封住的入口，暫時打開。而這正是社群時代「破圈」值得研究的地方。
破圈不只是「很多人看」
今天談網路傳播，最容易犯的錯，就是把「觸達」 （reach ）當成 「說服」（persuasion）。 一支影片有三百萬觀看，一場活動擠滿人，當然代表傳播成功；可是傳播出去，不等於說服成功。
如果三百萬人原來就喜歡你，那只是把同溫層做得更大。真正的破圈，至少要經過三道門。
第一道是「觸達」（reach）：訊息離開原來的支持者。
第二道是「注意力」（attention）：原本不關心你甚或討厭你的人，願意停下來看或聽。
第三道才是「勸服」（persuasion）：他的認知、意見、情感或態度真的發生了一點改變。
至於最後會不會轉化成投票行為，那又是另外一道門，也是最難進入的一扇。
所以「洋流」現在究竟走到哪裡？僅從夜市人潮與網路流量，我們還不能回答。但它至少提供了一個有意思的觀察：政治訊息要跨出去，有時不能只靠政治人物自己說，而需要經過支持者的再詮釋、社群的擴散，以及圈外中介者重新提供脈絡。
網路和社群媒體的時代，傳播的路徑變長了，勸服也因此變得更困難。
最有效的勸服，有時不是勸服
沈伯洋原來最鮮明的公共形象，和國安、中國威脅、資訊戰、反滲透等議題密切相連。這些議題能強烈動員認同者，也容易使不認同者立即豎起防衛。
可是當他走進夜市、談生活、接受人物式長訪，傳播的第一個訊息不再是：「你應該同意我的政治主張。」而變成：「請你先看看我是什麼樣的人。」
這個變化很重要。
我們常把「勸服」想得太戲劇化，以為：一個原來支持A的人，看完一場演講，會突然改投B。真實世界中的態度改變通常沒有這麼直接。它可能只是從：「我討厭這個人。」變成：「他好像沒有我想像中那麼討厭。」再變成：「原來他是這樣的人。」最後才可能出現：「那讓我再聽聽他說什麼。」
這些看似微小的移動，可能才是勸服真正開始的地方。因為勸服往往不是先改變立場，而是先降低拒絕。
演算法時代，勸服反而更難
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是 Hovland 當年無法預見的世界。過去研究者問的是「訊息能不能改變態度」；今天的問題卻發生得更早：演算法可能根本不讓不同立場的訊息彼此相遇。
你看你喜歡的人，我看我相信的人；我們各自轉貼、按讚、憤怒，平台又根據這些反應，更精準地把我們送回自己的圈子。這就是我們熟悉的「同溫層」現象：人的選擇性接觸，加上演算法不斷回饋與強化，使我們愈來愈容易遇見自己原本就願意相信的訊息。於是當然就會出現一個弔詭的現象：每個人都在努力說服別人，實際上卻一直在對自己人說話。
所以「破圈」真正要突破的，不只是政黨界線，而是演算法、政治認同與選擇性接觸共同築起來的注意力邊界。
因此，我們並不需要急著判斷「洋流」成功了沒有。因為，人潮是不是新支持者？流量有多少來自圈外？好感是否轉化成政治認同？最後會不會成為選票？都需要更可靠的資料才能回答。
但「洋流」至少提醒我們重新思考一件事。七十年前，傳播研究問：什麼樣的訊息，可以改變人的態度？七十多年後，在演算法把我們分進一個又一個同溫層的年代，問題也許必須往前移一步：在勸服一個人以前，我們如何讓一個原本不願意聽的人，願意再聽一次？
如果「破圈」具有任何真正的傳播意義，我想，不是把聲量做大。而是讓原本拒絕你的人，重新打開那扇門。
後記：當不同立場的人就在餐桌對面
正當我把文章寫完傳給《鏡報》以後，沒想今天（10/1）下午沈伯洋在大安區瑠公公園「市長你給我聽好了」開講，有市民問到一個很生活化的問題：如果家人的政治立場和自己不同，該怎麼勸服？這讓我想起 Hovland 的另一個重要提醒：勸服不是把同一套話講得更大聲，而要考慮接收者原來站在哪裡。他的研究關心閱聽人既有立場（initial position／predisposition）、訊息中的正反論證、結論如何提出，以及論點呈現的先後順序；後續耶魯研究甚至專門研究「支持與反對論點哪個應該先出現」以及既有立場如何影響勸服效果。換句話說，訊息並不存在一種對所有人都有效的最佳配方。
這對今天高度分化的政治環境尤其有啟發。面對立場不同的家人，最沒有效率的方式，可能就是一開口便把自己的結論塞給對方；因為對方愈有既定立場，愈可能立即啟動防衛。真正的勸服，反而要先承認對方知道另一面的論點，也理解他為什麼這樣想，再提出自己的證據與理由。這和本文談的「破圈」其實是同一件事：破圈不是把自己的聲音送進別人的圈子，就算大功告成；真正困難的是，訊息進去以後，對方沒有立刻把門關起來。勸服的第一步，也許不是讓對方同意你，而是讓不同意你的人願意把話聽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