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安全了嗎？從日本沖繩知事選舉重新理解第一島鏈

9月13日，日本沖繩縣知事選舉落幕。獲得自民黨、日本維新會、國民民主黨等政黨支持的古謝玄太，以約42萬票、得票率約59％，擊敗尋求第三任的現任知事玉城丹尼。42歲的古謝，也成為沖繩1972年復歸日本以來最年輕、第一位出生於復歸之後的知事。

對高市早苗政府而言，這當然是一場重要勝利。從2014年翁長雄志當選，到2018年玉城接棒，沖繩縣政府長達12年由反對邊野古基地建設的知事主政。這一次古謝當選，意味中央政府終於等到一位在基地與安全政策上不再與東京正面衝突的沖繩知事。古謝獲得的支持也遠遠超出自民黨本身，包括維新、國民民主、參政黨、日本保守黨，以及公明黨沖繩縣本部。高市本人最後並未赴沖繩站台，但自民、維新與國民民主高層在最後一天共同助選。

這個結果尤其重要，因為沖繩正位於日本政府強化西南諸島防衛的最前線。高市政府預定今年公布新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而古謝上任後，除了邊野古之外，縣政府對機場、港口提供自衛隊與美軍使用的態度，也可能發生變化。換句話說，沖繩地方政權輪替，極可能降低東京執行西南諸島安全政策時來自地方政府的政治阻力。

然而，要理解這場選舉對沖繩本身意味著什麼，首先必須解釋一個對台灣讀者頗為陌生的地名：邊野古。

沖繩本島中部的宜野灣市，有一座面積約480公頃、跑道長2800公尺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普天間飛行場。與許多人想像中的軍事基地不同，它並不位於人煙稀少的海岸或山區，而是被都市包圍。住宅、學校與商業區沿著基地四周發展，軍機起降帶來的噪音與事故風險，成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很難想像普天間基地的位置，可以先想像台北松山機場：一座大型航空設施被住宅、學校與商業區緊緊包圍。大家都覺得這位置不太行，但沒人真的能動。普天間某種意義上更糟，松山機場至少還承擔民航運輸，普天間卻是一座美國海軍陸戰隊航空基地。

1996年，日本與美國同意，在找到替代設施之後全面返還普天間飛行場。幾經協商，日本政府最後決定把基地的主要功能移往沖繩本島北部名護市的邊野古，在既有美軍施瓦布營附近填海興建新的設施。也就是說，「普天間返還」與「邊野古移設」其實是為了解決同一件事情：宜野灣居民可以擺脫一座位於人口密集區的基地，只是代價是沖繩要另選一個地方承接新的基地設施。

因此，沖繩縣政府過去反對的並不是「普天間應不應該返還」。普天間危險性必須消除，中央政府、沖繩縣與宜野灣市基本上沒有分歧；但爭議的點在於，為什麼解決一處基地的方式，是在沖繩另一處「再造一座基地」？

這種危險也並非抽象想像。2004年，一架隸屬普天間基地的美軍CH-53D直升機墜落沖繩國際大學校園並起火；2017年，另一架美軍直升機約7.7公斤重的窗戶掉落普天間第二小學操場，當時學生正在距離落點僅約十公尺處上體育課。

如果不知道這些背景，「反對邊野古」很容易被理解為單純的反美、反軍事主義。然而對不少沖繩居民而言，它首先是一個非常地方性的問題──為什麼日本的安全成本，長期由同一個地方承擔？

沖繩縣只占日本國土約0.6％，卻集中了全日本約70.3％的美軍專用設施面積。這是理解所有政治衝突之前，很難不去面對的一個數字。

在這次的選舉中，追求第三任期失敗的玉城丹尼，本身是個難以用台灣的脈絡或常識去直接理解的人物。

首先，玉城丹尼本人並不像典型的職業政治家。

1959年出生的玉城，早年做過福祉工作、室內裝修、音樂相關工作，1990年代成為沖繩頗有知名度的電台主持人與藝人。2002年，他首次當選沖繩市議員；2009年進入日本眾議院，此後連任四屆。2018年，反對邊野古建設的沖繩知事翁長雄志病逝，玉城承接翁長所代表的「All Okinawa」政治聯盟參選知事，並在同年九月首次當選。

2022年玉城尋求連任時，主要對手是自民、公明推薦、曾任宜野灣市長的佐喜真淳；另外還有前眾議員、前郵政民營化擔當大臣下地幹郎參選。最後玉城取得33萬9767票，佐喜真27萬4844票，下地5萬3677票，玉城順利連任。

今年，他終於敗給古謝。某程度上來說，與保守派陣營的下地幹郎退選，全力輔選古謝確實有關。但古謝的票數「多到不能只用保守陣營整合來解釋」，連玉城的票都受到瓜分，這是否表示玉城的全部政治路線已被揚棄？也非如此。

如果只沿著日本中央政治常見的左右座標來看，玉城很容易被放進「左翼」一格：他獲得立憲民主黨、共產黨、社民黨等進步陣營支持，反對邊野古，也反對沖繩進一步軍事化。但沖繩的反基地政治，其實有一段比今天日本政黨左右之爭更早、更複雜的歷史。

二戰末期，沖繩成為日本境內規模最大的地面戰場之一。戰後日本恢復主權，沖繩卻沒有立刻回到日本，而是在美國統治下度過27年，直到1972年才正式復歸。

1950年代，日本本土反對美軍基地的運動高漲，一部分海軍陸戰隊反而被移往仍在美國治理下的沖繩。為了擴張基地，美軍大量徵收土地，其中甚至出現武裝軍人配合推土機強制接收土地、後來被稱為「銃劍與推土機」的歷史。土地問題最終在1950年代形成跨越不同社會群體的「島ぐるみ闘争」，也就是「全島鬥爭」。

有趣的是，沖繩最早的「復歸運動」本身，完全不能簡單理解為左翼運動。

1950年代開始，沖繩教師、青年團體以及各種地方組織要求重新成為日本的一部分；到了1960年成立的「沖繩縣祖國復歸協議會」，參與者更包括工會、政黨、PTA、遺族團體等不同社會組織。復歸的理由也不只是國族認同，而包括工資、社會福利、稅制，以及與日本本土生活條件的差距。

因此，沖繩的反基地傳統雖然「日後」與日本革新、左翼政治形成緊密聯盟，它的來源卻不只是抽象的反帝國主義思想。它同時是土地問題、地方自治、戰爭記憶、美軍統治，以及「為什麼負擔總是集中在沖繩」長期累積的結果。

這也是為什麼，台灣讀者若直接套用自己的政治座標，去思考沖繩的選擇，可能會產生奇怪的理解錯位。

台灣近年的政治語境裡，「反戰」不太是個如同表面上那麼中性又愛好和平的詞彙，而經常與反美、反軍購、反台灣強化防衛，甚至中國統戰論述彼此重疊。因此當台灣人看到一個政治人物反對增加軍事設施、反對基地，又主張透過對話降低與中國衝突，很容易沿著熟悉的推論一路走下去──左翼、反美、反戰，最後得到「親中」。

但沖繩的歷史路徑並不是這樣形成的。

對曾經歷沖繩戰役、二十七年美國統治、土地徵收與基地高度集中的地方而言，「不要再次成為戰場」本來就可以成為一種地方政治傳統，根本不需要以對中國的政治認同為前提。

但這並不表示玉城的安全政策因此不能批評。因為，很明顯的，從台灣人的角度，在2010年代以後中國軍事力量快速擴張、台海風險升高的環境裡，玉城所強調的降低軍事化與對話，已顯得像是「韌體沒更新」的老舊手機，根本不足以回答如何形成有效嚇阻的問題。

但這仍是安全政策上的分歧，不必然等於政治忠誠上的分歧。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親中」這個標籤上。玉城確實積極推動與中國交流，也曾對「一帶一路」表達興趣，對日本強化西南諸島軍事部署持批判態度，甚至直接反對「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這個概念。這些全都是可以檢驗、也值得批評的政治立場。

可是台灣政治語言中的「親中」，通常還暗示更深一層的東西：政治人物可能與中國存在利益關係，或者對中國具有民族、文化或政治上的歸屬與嚮往。就目前公開可驗證的資料而言，把這些動機直接加在玉城身上，證據相當不充分。

我們可以認為一個人的中國政策過於樂觀，也可以認為他的安全判斷明顯錯誤，但卻不需要再多走一步，認為他期待中國統治沖繩或希望中國獲益。這兩者之間，其實有一大段距離，唯有證據才能補足。從2018年以來，多項沖繩選舉資訊戰研究，發現玉城遭遇不實攻擊，其中最知名的可能是這項：「玉城會讓沖繩獨立，送給中國」。這些對於他的動機與忠誠程度的過度推論，玉城自己也表示深受困擾。

但何以「親中知事當中國小弟」、「會把沖繩賣給中國」這樣的論述居然也能跨越海洋，深入部分台灣人的心中？

一個合理的原因是，對台灣而言，沖繩不僅是風光明媚的旅遊勝地，它的存在具有地緣政治的重量。當我們想到沖繩，首先是想像它出現在一張軍事地圖上。

與那國島距離台灣只有約110公里。從日本西南諸島、台灣一路延伸至菲律賓的島鏈，是美日防衛規畫中的重要地理空間。中國若在台海採取軍事行動，沖繩的基地、機場與港口如何使用，也直接關係到美日可能採取的反應。

於是我們會說：這是第一島鏈的重要節點。

但問題是，住在節點上的人，並不認為自己的故鄉「只是個節點」。

他們住在那霸、宜野灣、名護、宮古、石垣與與那國；那裡有住宅、學校、祖先留下來的土地，有工作，也有孩子。當安全政策的地圖把一個地方畫成機場、港口、飛彈部署位置與戰略縱深時，地圖本身沒有畫錯，但地圖以外的東西，沒有被看見。

這也是台灣人在解讀沖繩選舉結果時，值得稍微停下來想一想的地方。在抵抗中國侵略之餘，我們也非常熟悉被當成地緣政治節點的感受。我們希望美國、日本與歐洲理解，台灣不只是第一島鏈的一環，不只是一座半導體工廠，這裡有兩千多萬人在生活，有我們的希望，有我們的記憶，有我們的愛。台灣有戰略重要性，但台灣之所以應該繼續存在的原因「不應該只是」戰略重要性。

那麼，同樣的理解也可以向外延伸。

台灣有充分理由關心日本西南諸島是否具有足夠的嚇阻能力。沖繩居民同樣有理由詢問，為什麼日本安全保障的成本，長期不成比例的集中在自己的家園。兩件事情都可以同時成立，這不是零和遊戲。

在閱讀沖繩政治人物的資料時，我注意到另一件很小的事情：無論玉城丹尼還是古謝玄太，在沖繩的公開活動裡，都經常穿著色彩與植物圖案十分鮮明的襯衫，玉城是飽滿的橘色，古謝是草地的綠色。

那種衣服稱為「かりゆしウェア」（Kariyushi wear）。

它看起來很有沖繩傳統服飾的味道，歷史卻沒有想像中久。1970年，沖繩觀光聯盟會長宮里定三提出製作具有沖繩特色的夏季襯衫，最初稱為「沖繩衫（沖繩シャツ）」，目的非常務實：沖繩天氣炎熱，希望發展適合當地氣候的服裝，同時塑造沖繩觀光形象。後來衣服大量吸收紅型、琉球絣、扶桑花、梯梧等地方染織與自然圖樣，在2000年九州沖繩G8高峰會之後迅速普及，今天已經成為沖繩夏季商務場合乃至婚喪場合都可以出現的正式服裝。

它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所謂地方傳統，並不一定必須原封不動保存三百年。沖繩人可以把傳統染織、亞熱帶氣候、現代襯衫、觀光產業與地方製造業放在一起，50年間創造出一件新的「沖繩衣服」。今天沖繩縣政府甚至把かりゆしウェア的商品開發與推廣列入地方縫製產業振興政策。

這些出生長大於沖繩的知事候選人，競選期間仍然一個個競相晒得黝黑，穿著鮮豔服飾，爭取選民的認同。這讓我對於這個物理上離我們很近，但或許仍不甚了解的地方，有了另一種理解。

古謝在今年3月宣布參選時說，自己4年前回到故鄉，是因為「想為故鄉工作」；他希望創造一個讓人「對明天抱有希望」的沖繩。選舉期間，他談所得、育兒、觀光、產業與地方經濟，最後則以四十二歲之齡擊敗六十六歲的玉城。

古謝的成功其實並不能證明沖繩人集體選擇了高市早苗的安全政策，共同社出口民調顯示經濟選民的決策左右了選舉。這次競選受到物價與經濟問題高度支配，古謝自己也刻意主張超越「右與左」的沖繩。

古謝的公開政見其實很難單純用「右派」概括。除了接受邊野古移設、對西南諸島防衛採取較務實的合作態度之外，他同樣強調創新經濟、社會福利與育兒支持，甚至與玉城一樣支持選擇性夫妻別姓。

或許，古謝的當選，只是反映了沖繩人心中更普通的小小願望：一個經歷過戰爭、美軍統治、復歸、基地爭議與長期經濟振興問題的地方，居民期待能有一個不同世代的政治人物，告訴他們「下一個沖繩可以是什麼」。

對台灣而言，古謝當選確實具有安全上的意義。邊野古工程可能少了一個最重要的地方政治阻力，高市政府推動西南防衛的空間也可能增加。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戰略效果。

但一場選舉可以同時存在兩個尺度。

在我們的地圖上，這是第一島鏈的一個重要節點發生政治轉向。

在另外一些人的生活裡，則只是146萬人居住的地方，選出了一位新的知事。

我們不必放棄自己的安全利益，才能理解後者。反過來說，或許正因為台灣太熟悉被別人畫在戰略地圖上品頭論足的感覺，我們更應該記得：地圖上的每一個節點，對某些人來說，名字都叫做家。

（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標題為：古謝玄太當選，台灣安全了嗎？從沖繩知事選舉重新理解第一島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