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峻豪／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兼陸研中心執行長、澳洲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澳洲政府近日喊停澳洲國立大學與昆士蘭大學兩項涉及中國機構的合作，引發北京批評澳洲「泛化國家安全」。然而，這並非全面切斷澳中大學交流，而是顯示原本由大學自行評估的國際合作，已進一步納入聯邦政府的外交與國安治理。
終止合作的第一項是澳洲國立大學與山東大學共同設立的聯合理學院，第二項是昆士蘭大學與中國科學院利用澳洲巨型刺樹毒素進行的疼痛研究。前者偏向教學，後者涉及生命科學，都不是傳統認知的國防研究，卻同樣受到否決，顯示安全審查已由研究內容擴大到合作機構背景及成果被轉用的可能性。
對此，澳洲外長黃英賢引用的是《2020年澳洲對外關係（州與領地安排）法》該法要求州政府、地方機關及公立大學與外國政府實體的協議，不得違背聯邦外交政策。此次外長直接終止已在運作的大學合作，代表這套制度已由申報與監督，進一步成為聯邦政府的實質否決權。
這項決定並非孤立事件，今年5月，美國情報公司Strider Technologies公布報告，指出自2020年以來，來自80多個澳洲機構的研究人員，即與中國軍方相關大學及研究機構之間有超過6,000篇共同論文與合作紀錄，合作領域包括無人機抗干擾與目標追蹤、無人潛艦及電子戰演算法等軍民兩用技術。部分澳洲大學回應，相關論文只是研究生或個別研究者自行合作，並非正式計畫，甚至未獲校方授權。這恰好反映制度漏洞，風險未必只存在於大學對大學的協議，也可能出現在研究者之間的合作、共同署名及資料分享。問題已從「研究什麼」、「和誰合作」，延伸到「合作如何發生」。
因此，澳洲政府同步加強了管制。教育部長Jason Clare今年五月即以涉及安全、國防或國際關係為由，拒絕核准13件研究補助申請，澳洲研究委員會也公布新的研究安全框架，將風險評估延伸至補助案的整個生命週期。並且，政府也著手檢討大學門檻標準及研究者之間的合作規範，顯示澳洲正從處理個案，轉向建立涵蓋機構協議、研究補助及個人合作的治理體系。
然而，我們也不能將這項轉變完全解讀為澳洲追隨美國。山東大學近期確實被美國國防部列入高風險機構名單，澳洲的安全判斷也更明顯地與美國及「五眼聯盟」連動；但澳洲自2018年以來，已持續建立反外國干預規範，國內亦累積了對軍民兩用研究難以監管的疑慮。工黨政府一方面穩定對中經貿與外交關係，另一方面在科技領域加強防線，形成「外交降溫、制度加固」的雙軌政策。
學界對此仍有疑慮，ANU前校長、諾貝爾獎得主Brian Schmidt指出，與山東大學的計畫主要是大學部教學，原先被認定為低風險；昆士蘭大學的疼痛研究也未涉及管制技術，若政府未充分說明安全判斷，可能產生寒蟬效應。因此，澳洲目前進行的不是全面「學術脫鉤」，而是「選擇性去風險化」，亦即，一般教育仍可往來，但涉及先進科技、人工智慧及關鍵礦產的合作，政府將保留更強的介入空間。
這個事件對兩岸關係具有啟示，台灣內部有論者將政府的交流審查簡化為民進黨「反中」，但澳洲經驗顯示，民主國家不會把交流視為無條件的善，國安審查也不等於關閉溝通大門。中國的大學與研究機構並不完全獨立於黨國體制，交流對象是否具有軍方或統戰背景、資金與成果是否透明，本來就應納入風險評估。
從這個角度看，我國政府強調「對等、尊嚴、民主與安全」，絕非單純出於意識形態，而是符合民主國家面對中國黨國體制時逐漸形成的治理趨勢。政府提出的17項因應策略，包括交流資訊揭露、中國人士來台的風險管理，以及學術與教育交流的「去政治化、去風險化」，重點不是全面禁止，而是區分正常往來與具有統戰或國安風險的合作。
對台灣而言，本項案例既是提醒，也是機會。當澳洲降低對中國敏感科研合作的依賴，台灣可在半導體、關鍵礦產、材料科學及供應鏈安全方面提出替代合作。未來兩岸交流也不能停留在「交流就是和平」的簡單想像，而應在保持開放的同時，建立更精確、更有韌性的風險管理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