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小國」在國際舞台上的戰略空間始終被鑲嵌（embedded）在全球權力結構的板塊擠壓之中，但這不代表小國一定沒有選擇。在賴總統5月20日發表就職兩週年的談話「之前」與「當下」，國際社會的外交舞台先後上演了三場「領袖會晤」的戲碼，分別是：4月的「鄭習會」、5月14日的「川習會」，以及甫結束之「普習會」。這三場會晤與賴總統的520演說共同交織出2026年後半段暨未來兩年左右的海峽兩岸局勢—台灣正面臨一場與時間競爭的賽跑及兩個台灣相對落差的調控。
二、以「習」為中心的三場會晤
外交上的「誰去拜訪誰」向來都不是單純的禮儀問題，而是出訪與受訪雙方的權力是否對稱，以及戰略需求度孰大孰小的指標。在2026年這個時間點，台灣的在野黨領袖、美國的總統Trump、俄羅斯的總統Putin先後前往北京與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會面，而不是習出訪這些國家，背後有著利弊權衡的結構性因素值得吾人關注。
鄭麗文主席去北京和習近平總書記會面，主要為的不是台灣安全，而是設法替自己贏得在國民黨的政治利益。她試圖復刻過去黨內男性大老的政治操作，為自己博取兩岸和平話語權的地位，進而發揮在野黨主席在台灣國內政治的槓桿效用。相較之下，對習近平而言，台灣問題是一個歷任中共總書記均未能解決之燙手山芋，他因此根本沒必要真地去解決台灣問題，而是只要行禮如儀地表示自己有解決的意願即可。在戰略需求明顯缺乏之情況下，相對權力的弱勢者（鄭主席）前往北京為自己探索一種「可能性」，是個體理性的選擇，但並非對台灣的安全盡責。
如果權力處於相對弱勢的一方選擇去和相對強勢的一方會面，那我們要如何解釋Trump總統的北京之旅？答案是國內政治的期中選舉壓力，以及伊朗戰爭所引發的能源和經濟危機。這「一內一外」的壓力讓Trump不得不和習近平見上一面，看看有無機會交換到符合自己期待之利益，特別是中國同意和美共同解決棘手的伊朗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其實也有出訪美國的動機和需求，只不過從「時間急迫性」來看，他的需求可以後延，而Trump的需求則是當前。
此外，台灣軍購的問題也同樣關鍵，它讓5月14日到15日的這場G2元首峰會，從公開到私下，從事前、事中到事後，都引人關注與耐人尋味。
Putin出訪中國大陸已是家常便飯，而北京在烏克蘭問題上馳援莫斯科也不是新鮮事。因此，一場緊接美中元首峰會的「普習會」有其它值得吾人細思之處。本文認為，從2022年2月打到今天的俄烏戰爭，讓俄羅斯在政治、經濟、科技等多個面向淪為扈從北京當局的「小老弟」。小弟與大哥的關係本即密切，但歷史上小老弟的角色向來是由中方扮演；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今天的俄羅斯需要北京的經濟援助、能源採購，以及諸多產業生產活動的零組件供應。
在這樣的情況下，習沒有必要非去俄羅斯不可，但Putin卻有到北京喝茶聊天的需求。於是，在媒體大肆播報下，兩隻熊（維尼熊與北極能）可以向外界傳達彼此關係猶如手足，且中共可以在美俄之間游刃有餘的政治訊號。
總的來說，習近平在目前時空背景下，是最多籌碼的持有者。他所統治的中國大陸在地緣政治上擁有樞紐（pivot）的地位，而在全球經濟市場中可以卡許多國家的脖子，是一個越來越擅長將經貿關係「武器化」的強權。正因為如此，無論美國是想要修理伊朗，或是制裁俄羅斯，皆需要北京一定程度的配合；同樣地，若俄羅斯想逸脫西方國家加諸之經濟桎梏，或想贏得對烏克蘭最終的勝利，也皆需要北京的相挺。
不過，最為諷刺的是，國民黨想要在台灣國內選戰中獲勝，沒有一次不是操作「中國牌」來取得政治紅利。毋寧，上述三方都有求於北京；既然如此，習近平便得以待價而沽，在自家場子靜候那些對己有所圖的政客。
三、台灣的結構困境與政策韌性
相較於國際舞台上許多國家，台灣的某些屬性使其易被認知為「小國」。然而，就算台灣是一個小國，小國也未必就是弱國，且不一定在任何議題上都居於劣勢。正所謂水無常形，兵無常勢，一個國家的天然條件雖難以改變，但一個國家的興衰與安危卻未必總是由強於己者來決定。
賴清德總統在其就職滿兩年的公開演說中提到，台灣的命運不能淪為它國利益下的籌碼。這是一種「小國」尋求自主性（autonomy）的主張，反映出作為國家領導人，當華府、北京、莫斯科，甚至國內的在野黨，都因為各自的短期利益或政治盤算而前往北京向習近平尋求交易的機會時，台灣若沒有保護好自主性及提升不可替代性，會隨時在大國齊聚的談判桌上，被當作議價的籌碼。
鑑此，賴總統認為，維持台海現狀是台灣的核心戰略目標，並強調「要以實力換取和平」。在學理上，這是標準的內部平衡（internal balancing），即透過持續增加自身的能力，包括提升國防戰力、全社會韌性、國際事務的參與程度等等，來提高北京對台發動戰爭的「成本」。
然而，在北京未訴諸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之前，兩岸關係中的「台灣」，還有美台關係中的「台灣」要怎麼相互調和，減少落差？這個問題長期以來制約台灣的每一位執政者，並且在台灣人口結構逐漸改變的過程中反覆引爆「國家認同」的爭議。從現行有效的《憲法》及其增修條文來看，「統一」似乎是一個政策目標，而在未統一之前，「兩個地區」分別用自己制定的法律來定性（characterize）對方，進而實現一定程度的交流或往來。
數十年過去，北京對「統一」的堅持不變，甚至還更為強化；相較之下，台灣則越來越迴避統一，多數時候強調台灣現狀的維持，或是宣稱擁有自主性。在這樣的情況下，兩岸關係就被一種近乎二元論的結構性框架給鎖死（lock-in）；毋寧，能接受統一論述或「九二共識」的台灣就可以跟北京當局建立「較為穩定的關係」，而不能接受者就注定要承擔導致台海局勢波動之罵名。但實際上，無論接受或不接受，一個回避在未來與大陸地區「統一」的台灣，就是北京的敵人。
賴總統在5月20日的演說中表示，願在「對等、尊嚴」的原則下與大陸地區進行健康有序之交流，但堅定拒絕北京「以和平包裝統一」的任何操作。這樣的表述無疑是精準點出兩岸關係的病灶。而對岸國台辦隨後的回應也映證了本文的論點，即任何不承認「九二共識」的台灣政治勢力，北京一律將之視為敵人。
值得思考的是，如果「統一」是北京堅持的唯一選項，兩岸關係的重點就只剩下時間表。在時間未用罄之前，所有的友好都是虛假的，只要台灣不願接受「被統一」的結果。同理，所有的衝突也均是表象的，只要台灣最終點頭接受統一，過往的不愉快皆可一筆勾銷。竟然如此，台灣的安全戰略其實很明顯—盡可能延後中共統一時間表上的日期，並且在過程中永遠不要說清楚台灣究竟是要追求法理獨立或是法理統一。以低調的行動維持台灣的實質獨立，搭配文宣上對法理統一的不排斥，會是維持台海現狀最為可行之操作。
承上，「堅定維持實獨，絕不明拒統一」是務實又可行的政策選項。同時，根據雙層賽局（Two-Level Games）的文獻，台灣內部對於兩岸關係應該如何處理的立場分裂或朝野對抗，反而是民主制度韌性的彰顯。詳言之，保持台灣內部始終有「親中」的聲音與勢力，北京才會對「統一」工作有所期待，一旦有所期待，「統戰」就會在北京的對台政策清單上位居「實體作戰」之前。台灣將可因此贏到續命維安的寶貴時間。
四、結語
當美國在太平洋的彼端不斷展現商人本色的外交手段、俄羅斯在歐亞大陸北方持續堅定擴張威權勢力，而北京可以利用國際秩序受創且欠缺維持者的時機好整以暇地對外輸出影響力時，台灣的國家安全幾乎難以透過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得到可靠之保障，更遑論主張國際正義或國際道德。鑑於毗鄰中國大陸的地理位置，加上天然條件的「小國」身分，台灣在處理自身與大陸地區的互動時，只能抱持如履薄冰的心情，踩好每一步，勇往直前的走下去。倘若腳下的冰面不幸裂了，台灣得做好自救的準備與求生之韌性，而非期待會有一個比自己能力強大的國家來相救。
最後，本文想要指出，「維持現狀」的核心價值並非全然不求改變，而是台灣要在跟北京與華府相對比較的立場上，穩健緩步的尋求有利於己的變化，但變動的幅度要控制在相較於華府或北京為低。簡言之，台灣對自己未來的方向要清楚，但在達成目標的過程中及手段上，可以極度彈性，甚至要令對手摸不著頭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