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冷戰時期形成的「保證互相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理論，長期被視為避免核戰的最後防線。這套理論建立在理性人假設之上，也就是各國領導人明白全面核戰意味著共同毀滅，因而選擇克制。近年隨著小型戰術核武發展，這種平衡開始出現裂縫。部分軍事決策者產生一種危險想像，認為低當量核武可以在有限規模衝突中使用，不必然升高為全面核戰。當核武被視為可操作選項，倫理底線便隨之下滑。
戰術核武的出現，削弱MAD的心理嚇阻效果。過去大規模戰略核武的破壞力，讓任何啟動核武的念頭都顯得荒謬。低當量核武被包裝成更精準、更可控，讓核武使用門檻在決策層面下降。這種趨勢不僅改變軍事戰略，也改變道德框架。核武一旦被納入常規作戰思維，人類對毀滅性武器的禁忌將逐步鬆動。
倫理風險與制度真空同時出現。2026年2月5日，《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正式到期失效。這項條約曾限制美俄部署的戰略核彈頭與載具數量，也是雙方進行現場查核的重要依據。條約終止後，美俄首次在 50 多年來處於核武零限制狀態。雖然雙方在 2025 年底提出暫時遵守上限的說法，缺乏查核機制使這種承諾難以驗證。互信基礎持續流失，戰略穩定逐步鬆動。
規範真空帶來的直接影響，是軍備擴張的合理化。沒有條約上限，各國可以增加彈頭與投射系統部署。對手無法確定真實數量，只能以最壞情境推估。安全困境因而加深。核武競賽不一定出於進攻意圖，而是源自恐懼與不確定。
全球核格局也在轉變。過去核對峙主要集中在美俄兩強之間。中國近年擴充核武庫與洲際飛彈發射井建設，使力量結構更趨複雜。三方互動比雙邊關係更難管控，任何兩國之間的軍備談判，都必須考量第三方因素。核三強的形成，讓傳統軍備控制架構面臨調整壓力。
美國同時面對兩個核武強權，戰略負擔上升。為維持嚇阻可信度，華府加速推動核武現代化，包括Sentinel洲際彈道飛彈與新一代核潛艦。軍事升級被視為回應威脅的必要步驟，這種升級也可能帶動連鎖反應。
當倫理約束減弱、制度規範消失、軍備競賽升溫，核威懾體系進入高度不穩定階段。MAD 曾被批評為冷酷的平衡，如今這種平衡正在動搖。核武若被視為可以有限使用的工具，人類將跨入更危險的灰色地帶。重建信任機制與軍備控制架構，已成為避免災難的關鍵課題。
